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负责人日前透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正在建立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并就纪检监察机关等对行贿人开展联合惩戒进行探索实践，以提高治理行贿的综合效能。《关于进一步推进受贿行贿一起查的意见》的文件已联合印发，其中明确，要组织开展对行贿人作出市场准入、资质资格限制等问题进行研究，探索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9月8日中国新闻网）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反腐败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明确提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为什么要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因为受贿和行贿就像“一根藤上的两个瓜”，谁也别想推脱责任，受贿者固然可恨，而行贿者也很可恶，因为行贿是贿赂犯罪发生的主要源头，行贿不查，受贿难止。过往的事实早就证明，重受贿、轻行贿的不对称处罚模式，不利于从根本上惩处和预防贿赂犯罪。

而相关部门建立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并对行贿人开展联合惩戒，便是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必要前提条件。有了行贿人“黑名单”制度，并向市场监督管理、发展改革、住房城乡建设、金融监管、司法行政等相关单位共享，可以让行贿由“一本万利”转变为“高风险作业”——被相关部门作出限制市场准入、取消投标资格、降低信誉分或资质等级、中止业务关系等处置，由其承担违法、犯罪、失信的高昂代价。这样一来，就大大压缩了行贿者进一步“围猎”领导干部的机会。

从受贿者角度说，建立行贿人“黑名单”制度是反“围猎”的必要之举。反“围猎”本应是领导干部的必修课和必答题，但一些领导干部自恃掌握着资源和利益的分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还因利益驱使，不仅不反“围猎”，还甘于被“围猎”。此时，就需要刚性的制度帮助他们反“围猎”。有了行贿人“黑名单”制度，一些领导干部就多了一重“不能腐”的制度屏障，对净化腐败土壤，净化营商环境，能起到较大的作用。

当然，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这些年相关部门推出的“黑名单”制度较多，但因可执行性不足，未必长出“牙齿”。故行贿人“黑名单”制度首先要设计得科学合理，避免简单和标准过低，要既能发挥其正向功能，又能避免其负面作用。这就要区分不同情况、不同情节，以精准发力。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上了“黑名单”永无出头之日。换言之，有贿当然要查，但以“黑名单”和联合惩戒查处行贿人应分门别类，根据行贿目的、情节、后果、认罪悔罪表现，制订有梯度的查处措施。

有专家指出，受贿行贿本应一起查，但这些年为何受贿者查处得多，行贿者查处得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行贿犯罪构成要件“不正当利益”理解把握不一，“谋取不正当利益”证据收集固定较难，也就是对行贿人的处理存在定性难、证据收集难，政策把握不准、不平衡等问题。故建立行贿人“黑名单”制度，要解决该制度到底有怎样的内涵、什么样的人可能被“拉黑”、被“拉黑”又将有怎样的后果等问题。制度大而全难以落地生根，小而精才有生命力。

此外，与行贿人“黑名单”制度相配套的惩戒制度，要及时跟上，而不是让一个孤独的“黑名单”挂在网上，对行贿人的惩戒作用有限。还要像惩戒失信被执行人一样，加大查处行贿的宣传力度，通报曝光典型案例，深入开展警示教育，以彰显对贿赂零容忍的坚定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