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的集聚性加特殊性，构成上海的唯一性。这使得上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图卷中，色泽特别，无可比拟。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良杰、万宏蕾   编辑顾佳贇

6月12日，中共一大纪念馆 （丁汀/摄）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中国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上海首先建立的。

1920年2月4日，刚被北洋政府释放的陈独秀，应武昌文华大学邀请来到武汉，并作了《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贫民社会主义》的演讲。这次演讲轰动当地，湖北官厅大为惊骇，当即勒令陈独秀离开武汉。

当天晚上，受到军警严密监视的陈独秀在朋友们的护送下，由武汉大智门车站坐火车回到北京。他不知道，此时的北京（1928年后改北平），一张抓捕他的大网正在编织之中。

据《解放日报》刊发的《渔阳里的火种》一文记载，陈独秀回到北京还没来得及休息，一名警察便直接闯进他的屋里，查问一番后离去。警觉起来的陈独秀越想越觉得蹊跷，“自己前脚进门，警察后脚就报到，哪有这么巧的事？”

得知情况的李大钊焦急地说，仲甫，北京是呆不下去了，想法子去上海吧。上海也是你创办《新青年》的所在地。

这一年2月，风大雪浓的北京之夜，朝阳门外，一辆带篷的骡车在通往天津的土路上缓缓前行。按照陈李二人的计划，陈独秀到达天津后会再乘轮船去上海。谁能想到，就在这辆不起眼的骡车里，一件对近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伟大事件正在酝酿之中。

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封面（上海市档案馆供图）

“赶拢”上海

1920年3月，从北京避往上海的陈独秀就住在上海渔阳里。这是上海法租界南北走向的一条旧式里弄，南朝环龙路（今南昌路），北朝霞飞路（今淮海中路）。

此前，陈独秀1917年离开上海，在北京待了三年。他在上海公开提到：“五四运动发源于北京，但北京缺乏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也缺乏坚实的工商力量，单靠学生运动，很难从根本上摇撼反动的军阀统治，而上海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城市，也是工商力量最为强大的城市，北京只有学生罢课，上海除了学生罢课，还有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正是因为三罢斗争一起发力，五四运动才会取得重要胜利。”

有鉴于此，重新回到上海的陈独秀准备将家眷从北京迁来，并打算将《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回上海，方便长期在这里开展革命工作。

这一时期的上海，大批来自安徽、浙江、湖北、湖南、山东、广东等地的知识分子汇集于此。

这些人中，有的是在国内学校毕业，如沈雁冰，大学毕业后来商务印书馆做编辑；有些人是海外归国，如李达、李汉俊；有的是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上海工作，如杨明斋；也有是因为在当地反对封建礼教，为社会所不容，不得已来上海，如施存统；俞秀松则是因为主编的《浙江新潮》发表激进文章被当局追查，被迫来到上海；陈望道因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被强扣上“非孝、废孔、共产、公妻”罪名，被迫离开家乡来到上海。

陈望道曾回忆道：“我于1920年四五月间到上海。在此以前,我被一师赶出来，在家翻译《共产党宣言》，这书是《星期评论》约我翻译的，原来准备在该刊发表。同时，陈独秀也从北京被赶到上海。我们几个人，是被赶拢来的。”

“‘赶拢’两个字，十分传神地描绘出这批知识分子为当地社会所难容的共同遭遇，也反映出上海对于他们的特殊意义。”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前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让一座长期领中国开放风气之先的城市，积淀了深厚的红色气质。”

“当时，中国没有哪座城市像上海那样容纳了各种进步刊物，各种新思潮层出不穷。”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说，“五四运动后，上海逐渐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宣传中心。正是在这种多元化的文化氛围中，上海逐渐成为先进知识分子探寻中国道路的核心阵地。”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酝酿建党，邀请邵力子、陈望道以及星期评论社的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俞秀松、沈仲九、刘大白等参加。

6月，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在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共五人，议定成立党组织，并起草了党的纲领，李汉俊执笔，共十条，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陈独秀担任书记。关于组织名称，陈独秀经征询并赞同李大钊的意见，定名为“共产党”。

中共党史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记载：“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1920年年中成立的。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六个组织，有五十三个成员”。这份档案形成于1921年，即中共一大之后不久，是关于中共创立历史最为权威的资料。

1920年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不是上海地方性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不久，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旅日、旅法勤工俭学青年中也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星星之火，就此点燃。

中共一大会址，缅怀墙

枢纽上海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利用《新青年》等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同时创办外国语学校，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出版发行通俗刊物《劳动界》周刊，组织成立上海机器工会。

1920年11月7日，由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主办的一份既秘密又公开的新杂志，在上海创刊，主编李达。“说它秘密，因为这份新的杂志的编辑部地址保密，杂志上所有文章一律署化名，杂志的印刷、发行也保密。说它公开，因为这份新的杂志的要目广告，却公开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新青年》广为发行，也就使这份新杂志广为人知。”熊月之说。

这份新杂志的刊名，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用“共产党”作为刊名，表明要迈向下一步——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而以“共产党月刊社”名义在《新青年》杂志上刊登广告，在中国头一回公开亮出了“共产党”的旗帜。

“《共产党》月刊的创办和《中国共产党宣言》的拟就，把党的名称——中国共产党确定下来。”熊月之说，“这篇在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之前写下的宣言，简明扼要，通俗明白，其中的原则迄今为中国共产党所遵奉。”

此后，中共一大、二大、四大召开，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第一部党章、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擂响“中国共产党”第一声惊雷……从此，红色基因镌刻进上海这座城市的血脉。

事实上，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33年中央机关迁到江西瑞金，12年中，中共中央机关除很短时间迁移到广州、北京、武汉等地外，有126个月，累计10年半时间是设在上海的。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并长期以上海为活动基地的根本原因，在于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大本营。工人阶级并非单独存在，而是上海作为全国多功能经济中心在人口方面的突出反映。”熊月之说。

“因为上海的城市发展速度惊人，所以很快集聚起一大批产业工人。上海工人阶级的壮大以及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何建明说。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五四运动在上海资料选辑》显示，随着工厂数量的增多，规模的扩大，使得上海工人队伍快速壮大。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上海工人总数约65万，占上海城市总人口为245万的四分之一以上。在五四时期，中国工人总数估计为300万人，包括铁路、邮电、工厂、矿山、海员、搬运业工人，上海工人约占五分之一，这在全国无出其右。

翻开近代中国城市分布图，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上海，早已是中国第一大城市，是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包括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与工业中心。

1920年左右，在当时的国际大城市序列中，上海排在第八位；1934年，上海排名第六位，前5名依次是伦敦、纽约、东京、柏林与芝加哥。

彼时的上海，银行、证券、保险等业务体系已经建成，是全国最为发达的金融中心；在新式邮电事业方面，上海是起步最早、最为发达的城市；电信方面，上海是中国最早兴办近代邮电通信事业的城市之一。

“中央机关长期设在上海，这是中共领导人在多个城市中认真比较、理性选择的结果，原因是多方面的，交通设施也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熊月之说。

上海位于长江出海口，南北海岸线中点。往来于北美西海岸和日本、中国、东南亚之间的轮船，甚至所有西太平洋主要商业航道都可以在上海汇合。

同时，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上海铁路客运与货运量都在稳步增长。沪宁、沪杭两条铁路均以上海为起点，充分反映了时人对上海作为核心城市的重视。

根据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宣统元年上海指南》记录，1909年，沪宁线上的火车，上海与南京之间，每天有7个班次对开，其中一班是快车，全程7时18分；其余是慢车，全程9时37分。沪杭线上的火车，上海与杭州之间，每天两班对开，一班是快车，全程5时51分；一班是慢车，全程6时26分。另有两班上海到嘉兴、嘉兴到杭州的慢车对开。

也正由于这两条铁路的建设，火车的开通，便捷了上海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假如没有沪杭铁路，那么，中共一大最后那天的会议可能就不会转移到嘉兴。”熊月之认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作为中国与欧洲交通的门户港，是众多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学子的出发地。1919年至1920年间，中国先后共20批1600多人到法国勤工俭学，他们来自全国18个省，内以四川（378人）、湖南（346人）人最多。其中相当一些人，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如蔡和森、向警予、邓小平、聂荣臻、陈毅、赵世炎、王若飞等。

“这些早期共产党领导人与上海这座城市最初结缘，就在于上海作为中外联系的枢纽这一因素。上海成为他们走向现代都市、走向世界、走向革命道路的第一站。”熊月之说。

左：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的历史照片（上海市档案馆供图）；右：1月18日，南昌路100弄2号（刘颖/摄）

“缝隙”上海

1931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关向应（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领导人）在公共租界被英国巡捕房逮捕，并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关押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关向应被捕时，被敌人抄去了一大箱文件。这批文件不但会使关向应的身份暴露，而且会泄露党的重要机密。周恩来闻知此事，十分着急，即令陈赓迅速了解有关情况，制订营救方案。

英国人对从关向应住处抄去的那一大箱文件很感兴趣。但是他们华文水平很低，一时还难以分辨哪些文件是重要的。上海地下党便从这批文件入手，经辗转营救，关向应终被无罪释放。

“当时，中共中央重要人物，不止一个人曾被租界当局逮捕，关向应、陈独秀、任弼时等被成功营救出来，除了与狱外组织、同志营救有关，也与上海特殊的‘政治缝隙’效应有很大关系。”熊月之说。

近代史上，凡是租界与华界、租界与租界交界的地方，都是管理比较薄弱的地方，街道脏乱，河道污染，社会治安混乱。

“上海两租界交界的洋泾浜上的各座桥，一度成为走私贩毒的三不管地带，就是因为桥之两端分属两个租界，走私贩毒者易于逃避管辖。华界与两租界之间，也存在很长的管理缝隙地带。”熊月之说，“上海一市三治，租界既是中国领土又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这种制度落差使得国民党统治下的政治局面出现一道缝隙。”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以后，充分地利用了这道“政治缝隙”。

比如，中共一大、二大、四大会址，均选择上海行政控制的缝隙地段。一大会址望志路106号（兴业路76号），是李汉俊哥哥李书城的住宅，房屋是1920年才兴建的，周边尚未全部开发，路南尚留有田野、池塘等农村风光，1914年以后划入法租界。

中共二大会址，即李达住所，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处于典型的两界交界线上，即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交界线，也是属于管理薄弱地带。

1923年7月初，中共中央机关在广州驻扎了两个月后，又迁回上海。当时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致信共产国际，提到“此次会议后我们决定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搬到上海工作，这不仅因为上海是工业最发展的中心区，而且也便于对全国工作进行指导和传达。”

上海公共租界众多国家侨民混处一处，遇事需要比较复杂的会商程序，环节颇多，其效率常较专管租界为低，管理难度更高，所以公共租界也被称为“袖珍共和国”。尤其是越界筑路地区。中国共产党人时常利用这一地区作为隐蔽斗争的场所。

在这个驰誉中外的万商之海，无论租界、华界，道路纵横交错，商店鳞次栉比，商品五光十色，无所不有。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每每对外称自己工作机关为“商行”“店铺”，自称老板先生，在形式上融入上海不会有任何违和感。

“上海那些如同毛细血管一般细密交错的弄堂和层层叠叠而起的小阁楼，正好为地下工作提供了天然的掩护。”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说，“石库门多为三层楼房，有多个出入口，里弄更是四通八达。选在这里召开会议，紧急情况下，地下党组织也便于撤离。”

当时，全国各地的移民来到上海以后，绝大部分居住在两租界与新辟的闸北、沪西等地区，“品类不齐，五方杂处，今日寓东，明日移西，莫知定向”。“他们各顾自家门户，对于邻居信息毫无兴趣，全不关心。因此他们虽然栉比鳞次而居，但是如果要打听其邻居信息，便全然不晓。”熊月之说，“这为来自全国各地、各操乡音的共产党人的活动提供了方便，为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提供了便利。”

勇敢无惧的共产党人，胸怀一团火，隐蔽在这座万商之海的街道、里弄、江畔、船舶……百川入海，星火燎原。

为什么选择上海？除了海陆通衢的地理方位，工人阶级不断壮大的阶级基础，开放包容的思想土壤，还有经济贸易、社会等多重因素叠加。

“中国共产党最后夺取全国政权，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作为一个现代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城市的产物。其创立者，主要是生活在城市的先进知识分子；创立时期所依托的社会基础，主要是生活在城市的工人阶级；其赖以运行的工具与方式，诸如火车、轮船、汽车、自行车、黄包车，发行报刊、出版书籍，集会演讲、散发传单，电话、电报、邮政通信，无一不是城市产物或与城市有关。”熊月之说，“归结到底，上海城市的集聚性加特殊性，构成上海的唯一性。这使得上海在中国共产党红色资源的版图上，色泽特别，无可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