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采访上海出品电影《1921》的摄影指导曹郁时，他正在软件上给新片《我和我的父辈》确定色彩和亮度条件，这是摄影师需要做的准备工作。在他看来，摄影师最重要的是给电影带来一种气质，正如每个人身上的一件外衣。他给《1921》披上的是一件清晰、活泼，有现代色彩的外衣，对于一部展现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征程起点的电影来说，这是个颇为大胆的创意。

当《1921》制片人任宁来找他做摄影指导时，曹郁感觉有一些意外，他担心摄影的发挥空间不大。触动他创作热情的，是电影中的那些人都很年轻，“整个电影的色彩、质感都很年轻化。年轻，让我可以把激情投射到他们身上，有更多的发挥空间。”

摄影机参与表演

“青春感”是《1921》的一大特色，除了叙事和演员的选择外，摄影也在这种氛围营造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921》中有很多诗意的部分，并不是完全写实。你可以看出那些场景大概的样子，但是色彩、质感和光线是摄影发挥创造性的地方。”曹郁说。

《1921》使用了普通摄影机的最高清来拍摄，清晰到可以看出演员的细微表情和皮肤纹路。这种拍摄手法便于观众走入人物内心，正如影片监制、导演黄建新所追求的那样，以主观的视角，构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在看过剧本之后，我们从摄影角度也希望能有心理感。”在拍一大会议的场景时，曹郁自己抱着摄影机上阵。一盏汽灯投射出强烈的光线，把所有人的影子映在墙上。巨大的影子像是人的潜意识，带有某种心理暗示和象征性。

曹郁最喜欢黄轩饰演的李达去印刷厂把“百姓”改成“人民”的长镜头，“那特别符合我心目中‘1921’的感觉。”他很喜欢用“感觉”这个词。曹郁一直说，摄影机也要成为一个演员。

一大召开时，刘昊然饰演的刘仁静和袁文康饰演的李汉俊争论是否“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非常激烈的一场戏，那段戏是以一个镜头来拍摄的。曹郁坦言，开会是很难拍的。他和黄建新商量，让摄影机在离演员很近的位置拍摄，主动参与到表演中。“它也是一个演员。”

拍摄时，曹郁抱着二三十斤的手持摄影机，在会场之中游走。“难点不在体能，而是节奏。在拍摄时，摄影机的一摇、一推，都要和演员的内心节奏吻合。”

每个人眼睛都是亮的

很多人来《1921》探班时惊奇地发现，演员面前是没有灯的，这也是黄建新佩服曹郁的一点，他会通过复杂的布光系统来营造整个空间的灯光。

“我喜欢不干扰演员，一般会把灯放在演员注意不到的地方，但要保障场景漂亮、演员好看，需要很高的难度。”曹郁觉得，“这也是一种写意的方式。我不喜欢工艺美术的方式，像绣花一样，拍某个人，换个拍摄对象，就重新布光。我想要场景中每个人都合适的灯光，它也许不像绣花一样每个细节都完美，但整体感觉更浑然一体。”

在现场拍摄时，灯光师手里其实藏了一个平板电脑大小的LED灯，用来照亮演员的眼睛。“我们非常注意演员的眼睛，现场永远有这么一个灯。观众可以发现，每个人的眼睛都是亮的。”在曹郁看来，灯光和摄影机一样，也是表演的一部分，抽象化的情绪需要更多灯光来表现。比如在拍摄毛泽东见陈独秀的一场戏时，外面是阴天，场景里只有天井和屋子中间有一条缝，曹郁用了非常强的光线照到人物后面，当毛泽东拿起《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时，整个人物都是亮的，那种内心燃起的希望感是通过光线营造出来的。

在老电影中，有敌暗我明等传统拍摄方式，《1921》的现代感也体现在按照场景的整体情绪、气氛来塑造光线。“以前主旋律影片更多是站在现在看过去，但《1921》的着眼点在1921年这些人的实时状态。他们奔着一个目标去。也要用相同的处理方式，而不会用预知的暗示手法。这也给了摄影发挥创意的更多可能性。”

拍摄一大开完的场景时，南湖正在下雨，镜头可以写实，但电影中特意设计了太阳出来。“光线是一种能量，象征着那些年轻人完成了一项伟大使命。摄影师在用光和气氛在表演。”曹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