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这百年激荡雄伟的岁月里，宝山这块土地上留下的故事，有的浩大，有的琐细，有的昂扬，有的悲壮，有的深情，有的朴素，我们说给你听。

我的父亲陈汝惠

作者 陈佐洱

陈佐洱，上海宝山人，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创会会长。

兄弟二人先后被大夏大学破格录取

我父亲陈汝惠求学和成长的经历，跟我伯父陈伯吹的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父亲1917年1月17日出生在上海宝山罗店镇， 10岁时在镇上布店当职员的祖父过世，家里生计没有着落，比他大十岁的长兄、大伯父陈伯吹挑起了全家的重担。大伯父成长经历十分艰难，15岁时从吃饭不要钱的乡村师范毕业后，开始当小学教员。祖母帮人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来补贴家用。父亲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两位伯父都20多岁时因病早逝，一位姑母也远嫁外地。父亲从小跟着大哥亦步亦趋，也15岁时从乡村师范毕业，当了小学教员，同时插班攻读高等师范，17岁毕业后在上海立德中学教语文课。

陈汝惠（1917年1月17日—1998年9月4日）男，上海宝山人，中国现代作家、教育家、厦门大学教授。陈汝惠先生是一位爱国教育家，在抗战年代以笔代战，宣传抗日救国。新中国成立后，陈汝惠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上贡献良多，被誉为“以科学实践理论指导教育科研的先驱”。代表作品有《父母与子女》《建国以来高等教育大事记》《陈汝惠文集》。

读乡村师范的时候，兄弟俩都刻苦学习，奠定了相当不错的国学和文学功底，唯一的遗憾是乡村师范没开英文课，虽然课余自学，但毕竟水平不高。为了进大学继续深造，大伯父尝试给时任大夏大学教务长的教育家鲁继曾先生写了一封恳切的长信，说明了自己身世，附上出版、发表的著作。信里提到：“很想上大学，但是英文水平还不够好，能否根据我的综合情况仍能有机会入学大夏大学？”鲁先生看了信，破格录取了他。若干年后，父亲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给鲁先生写信、寄著作，同样破格成为大夏大学教育系新生。兄弟俩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在大学学习期间非常要求上进，没有辜负鲁先生对他们的栽培，英语也都赶上去了。父亲几乎年年获得奖学金或超等奖学金，还边上大学边当家庭教师，发表了许多文章，翻译了一批英美散文和小说。伯父翻译了很多著名的外国小说、童话故事，有《绿野仙踪》、《小夏蒂》、《没有袋的袋鼠》、《出卖心的人》等等。

父亲在大夏大学念书时认识了母亲李荷珍。母亲的出身和父亲很不一样，外公是上海民族资本家、“飞虎”牌油漆创始人李叔彦。母亲原先就读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放寒假回家恰好躲过了南京大屠杀，随即转学到大夏大学教育系，和父亲是同系同班的同学。母亲说父亲刚上学时英语很“蹩脚”，经过刻苦学习和她的帮助，后来居上，考试都考得很好。大夏大学给了我父母亲一生的缘分，所以他们十分感念母校和恩师鲁继曾先生。他们回忆说鲁先生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对人对己都很严格的，经常训人，但心肠非常好。母亲毕业后留校，在教务处当鲁先生的助教；父亲因为是半工半读，学分没有修完，比母亲晚一年毕业。毕业以后，他们就结婚了，鲁先生应邀当了我父母亲的证婚人。

图片说明：1959年陈佐洱与父母亲，及两个弟弟摄于厦门

我伯父、父亲和母亲都对大夏大学有深厚的感情。在抗日战争时期，父亲曾写过一篇关于大夏大学校址的散文，叫做《我们的“旁贝”——大夏校址的凭吊》，看到校园被战火损毁，他心痛惋惜，感慨万千地写道：“难忘那四年养育的恩典，母亲给我们的，不是纸的文凭，布的方帽，而是人的教训，力的生长！但是今日‘丽娃栗妲河’的呜咽，‘断红桥’头的荒凉，不知春愁又将增多几分？眼看景色秀丽的校舍，变成了‘旁贝古城’，往事何堪回首啊！”这篇散文发表在1941年4月10日的《正言报》上。

在敌人的刺刀上寻觅正义

陈伯吹从1923年起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先后被北新书局、中华书局聘任编辑，他主编的《小朋友》杂志在全国影响很大，香港金庸先生和我见面时说：“我小时候也是读陈伯吹的《小朋友》长大的。”

我父亲在长兄的影响下，也从15岁开始一边教书一边写作，挣点稿费补贴家用，交学费。在大夏学习期间，经常在《大夏周报》及中共上海地下党主办的期刊《译报》上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文。1938年，他出版了杂文集《断章取义集》，由建国后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一至四届副主席的蔡若虹亲自设计封面。大学毕业后他继续以笔当枪，发表了《女难》、《死的胜利》、《小雨》、《捕珠手》等大量以抗战为题材的小说和杂文，成为上海租界地一位重要的“孤岛文学”作家，他说当时的文学理想是“要叫爱永远在人类的命运里光耀着”。

1937年爆发“八一三”中日淞沪会战，故乡宝山罗店镇又成兵家必争之地。父亲眼睁睁地看着老家房子被日寇烧毁，怀着满腔的国恨家仇，在上海沦陷区秘密加入了三青团地下组织，从此出生入死投入爱国抗日斗争，在上海三青团其它分团组织均遭到破坏、他的分团也出现叛徒的情况下，仍坚持留沪孤军作战，不仅几次在市民群众掩护下“虎口余生”，而且还乔装打扮深入“虎穴”探监，鼓舞被捕同志士气，直至日寇投降那天起草《告上海市民书》。抗战胜利后，他在夏衍、蔡楚生等中共地下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影响下，较早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1947年，国民党与三青团搞“党团合并”，利诱父亲当合并后的国民党市党部委员。他从来没有加入过国民党，拒绝了高官厚禄利诱，并决意冒被定以“叛变”的罪名，公开登报声明退出了三青团。在这前后，他与中共地下组织越走越近，受到教育，坚定决心。1948年，父亲以自己从事地下抗日斗争的经历在《茶话》上连载了自传体长篇小说《风尘》。在后记中，他表达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彻底失望，以及自己的觉醒和奋起，这样写道：“也许，《风尘》的主角，是一个自卑情结的人，喜欢一点英雄主义的尝试，但是在时代风暴中，谁都是一粒飞沙（飞沙也有他自己的重量，也有他加强破坏协助建设的力量，当他们开始懂得团结的时候）。”“不久之前，那些曾经在敌人的刺刀上寻觅正义的，今后还需要在敌人的刺刀上寻觅正义。”前一个“敌人的刺刀”是指日寇，后一个指的是国民党反动派。

1947年，父亲还创办了上海市立江湾中学，担任首任校长。不久，江湾中学成了地下党在上海的一个民主堡垒。学校建有秘密的中共地下党支部，训导主任、教导主任和部分骨干教师都是共产党员。学校里经常教唱解放区的歌，跳秧歌舞，连我都在家里学会了扭秧歌。父亲资助多批师生到解放区去。江湾中学成了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一个民主堡垒。1947年，上海地下党组织委派中共党员郁雪芳到学校读高一；1949年初，又增派中共党员朱金兰到学校读高二，同时担任地下党江湾中学党支部书记，组织开展学生运动，迎接解放。

之后，父亲将自己创办的进步杂志《启示》无条件地交给中共地下党组织编辑出版，并按指示继续担任杂志的法人，一直到1949年初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另外，由于他参与、协助原上海副市长吴绍澍的起义活动，被杀人不见血的特务头子毛森列入追杀名单，“活的死的都可以”。所以上海解放前夕，父亲几乎一直东躲西藏，在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母亲天天提心吊胆，担心他的安危。我清楚地记得，上海解放的那天早晨，父亲终于回到家，打了一个又一个电话，和亲戚朋友们相互庆祝、欢呼“解放了！上海解放了！”然后带我去霞飞路，看露宿在街头的纪律严明的人民解放军官兵。

组织编写全国第一部《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

建国以后的20世纪50年代，是父亲的黄金岁月，好像拨开云雾见太阳，全家生活安定下来了，每个人都感到很幸福。父亲继续专心专意地从事他热爱的教育事业。他喜欢教书，15岁开始，从小学教到大学，在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1946年，他曾撰写一系列关于家庭教育的文章，在上海《正言报》教育版开辟的“家庭教育新论”专栏上连载达三个月之久，引起当时社会的广泛关注，上海商务印书馆即将这些文章汇编成书，书名《父母与子女》。主要因为这本畅销书，大夏大学教育系主任张耀翔教授——也是我父母亲的老师，于1948年破格聘任陈汝惠为大夏教育系副教授。父亲把破格入学到破格被母校聘为副教授，终身引以自豪。1971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在未与作者联络的情况下，又再版了《父母与子女》这本书，发行很广，我朋友在台湾旧书店觅到的一本就是某师范学校图书馆的藏书。

父亲在解放前还与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马叙伦先生在抗日和反蒋革命活动中结识，十分敬重作为教育家、历史学家和革命家的前辈马老。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叙伦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首任部长。1950年，他把父亲推荐给即将赴任的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父亲就跟随王校长跋山涉水七天，来到海防前线的厦门大学，担任教育系副教授，校中苏友好协会总干事。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高等学校普遍开设了教育学课程，普遍采用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编著的《教育学》为教材。凯洛夫的教育学主要研究中小学的教育教学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缺乏深入的有特色的研究。厦门大学作为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有培养师资的任务，很需要属于高等学校的教育学课程。1955年，父亲担任厦门大学直属教育学教研组主任（相当于系主任），改由他们教研组自己编写的讲义开课，后来他向王校长建议，索性编写一部适用于中国高等学校的教育学教材。在得到王校长的赞同和支持后，他组织教研组全体人员和校教务处教育科的部分人员搜集资料，拟出大纲，着手编写全国第一部《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这部《讲义》一共十二章，父亲自己写了六章，另外六章分工其他教师。1957年全书完成，父亲总纂定稿，并写下前言，以“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编”的名义付印数百本，分送国家和各省图书馆，以及各有关大专院校交流使用。

在完成编纂《讲义》的同时，父亲还在《厦大学报》上接连发表多篇教育学论文，如《<实践论>与教育原则》、《<实践论>与教育过程》等，还发表了关于研究《红楼梦》和儿童文学的学术论文，如《向<红楼梦>研究中的颓废主义作斗争》、《鲁迅与中国儿童文学》等。然而，在全国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的大背景下，父亲在厦大1960年的政审中突然遭遇“隐瞒反动历史”的怀疑，被免去海外华侨函授部副主任等行政职务，划为“内部控制使用人员”，调往中文系执教写作课程。

他的写作课教材也是自编的，既讲授理论，又注重写作技巧评析，从怎样写借条的之类的运用文到写小说、散文、报告、评论他都教，对每个学生的作文作业都一对一讨论式面批。在他的教授下，学生们写作水平进步很快，班上出了诸如刘再复、何少川、陈慧瑛、孙立川等一批上世纪末活跃在中国文坛的著名作家、评论家和编辑，他们对于大学时代听过的写作课念念不忘，津津乐道，在2008年10月厦门大学举办陈汝惠学术思想研讨会前后，在海内外发表了不少缅怀陈老师的文章。

父亲担心我成为“空头文学家”

受到父亲的影响，我自幼喜欢文学。五六岁的时候，他当时在《正言报》上夜班，一般清晨才回家休息。我正好睡醒打算起床，就从小床跳到大床，钻到他被窝里要他给我讲故事。最早接触到的中外名著，像中国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还有外国的《金银岛》、《伊索寓言》，都是在他的被窝里听到的。

小时候家里最快乐的时光是就是晚饭时间。父母亲都回来了，一家人围坐着，边吃边海阔天空漫谈，今天各人遇到了什么事，普天下有什么重要时事新闻，什么都可以在饭桌上谈。父亲愿意倾听三个孩子的想法，也把他自己的感想跟我们分享。父母亲都是学教育学的，对我们的教育一直是鼓励为主。对于父亲批评我们的话，我们可以抗辩，他会注意地听，再诱导深入讨论，以理服人；难能可贵的是假如他批评中有错，他会当场做自我批评，那一刻我们弟兄都感动万分。

父亲说过：“热爱是成功的一半。如果孩子热爱这个事业，只要这个事业是正当的，就支持鼓励他。”我儿童时喜欢画画，他往往站在一旁边看我画边启发我的想象力。少年时我喜欢动手制作电动机、矿石收音机，他都鼓励支持，缺什么买什么，做成了就看我演示。我参加厦门市中学生演讲比赛，父亲一遍一遍、一字一句地辅导我如何咬文断句、比划手势……

如何教育子女？这个问题如果问我父亲的话，我想他恐怕也会这么说：是国家培养的，是党和人民培养的。在父亲言传身教下，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自己的成绩，二弟佐沂是浙江大学的工学博士，三弟佐湟是著名指挥家、国家大剧院艺术总监。现在我们三兄弟也都已老迈年高，对于曾经与父母亲一起度过的岁月无怨无悔，不仅如此，还抱有深深的缅怀和感恩。

（来源：上海宝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