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岁的陈凯先院士，如今依然每天只睡6小时。作为“重大新药创制”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技术副总师，他依然保持“拓荒者”本色，一路奔走，只为“让老百姓用上中国科学家研制的好药”。

误打误撞地学了化学

1962年，17岁的陈凯先以优异成绩被复旦大学录取，他填报的是“物理二系”，以为和“物理系”差不多，却被分到了放射化学专业。原来这是国家为培养核能事业人才而设的专业。明明钟情于物理，却误打误撞地学了化学。当时有人忧虑学习放射化学会影响健康，年轻的陈凯先对此想得通透——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1985年3月，刚刚获得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博士学位的陈凯先，没有来得及学习一天法语，就被公派到巴黎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留学。他每天工作到很晚，就连周末和节假日也大多在实验室中度过。由于研究工作的出色成果，他获得了该所1986年度尼纳·舒可伦科学奖，这是该奖项第一次颁给一位外国学者。

学成归来的陈凯先，带了一件最重要的行李——一台计算机，这是他省吃俭用给所里购买的。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如今已是新药研发常用的有力工具，但在30多年前这还是一个全新领域。陈凯先带领团队率先在国内探索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的方法和技术，应用这些技术发现了一批针对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的药物先导化合物。

医药发展进入“快车道”

十多年前，要将“小小的药片”列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并不简单。大飞机、探月工程等项目能振奋民族精神，小小的药片能起到这个作用吗？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和美国、欧共体、日本先后达成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议，中国启动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并最终加入了该组织。这些重大事件使得中国的药物研发和产业发展面临一个历史转折点：中国将不能无偿仿制国外专利保护期内的药物，加强自主创新成为当务之急。陈凯先提出我国生物医药自主创新“三步走”的设想，牵头起草了把新药研究列入重大科技专项的建议书，并征集了一百多位两院院士署名支持，对“重大新药创制”的立项发挥了积极作用。重大科技专项立项实施后，推动我国新药研究和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

2008年，张江生物医药领域的发展遇到了一些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如何破解发展瓶颈和政策壁垒？陈凯先同张江园区的同志一起撰写材料，反映情况，提出建议。这一建言推动了“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09－2012）”的制定，促进了张江生物医药产业的新一轮发展。

2005年3月，刚卸任上海药物所所长的陈凯先，出任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在他带领下，上海中医药大学取得了多个行业第一：第一个进入ESI全球排名前1%的中医药高校；第一个完成美国多中心II期临床研究的复方中药制剂；第一台进入国际航天合作项目“火星500”计划的中医四诊仪……新冠疫情暴发后，陈凯先积极参与、协调和推动中医药防治新冠病毒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为防治新冠肺炎的“中国方案”给出证据。

不负“做好药”的使命

时至今日，年逾古稀的陈凯先依然常常每天只睡6个小时左右。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刘平感慨不已：“他的时间表里就没有休息日，忙起来就是夜以继日通宵达旦，有一回为了赶一个汇报PPT，我们全都累趴下了，只有陈校长一个人还在那里弄。”

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副总裁詹常森介绍，作为企业“院士专家工作站”的一员，陈凯先从2015年至今每次都认真参加会议，一共提了30多条行之有效的建议，还不厌其烦帮助修改企业申报国家项目的材料。

陈凯先总是微笑示人，语调平和，给人可亲可近之感。“只要在路上遇到了陈校长，他总是会停下脚步，交谈几句。他有一个让人暖心的工作习惯，遇到重要事情，总是会倾听教师和学生的看法。”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陶建生说。

1983年12月，陈凯先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这是我多年的夙愿。早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写了入党申请书。进入药物所后，我重新梳理了自己对党的认识，再次写了一份长长的入党申请书”，陈凯先说。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如今，有着38年党龄的陈凯先，常常用这句话来提醒自己，不管走了多远，只有不忘初心，才能不负“做好药”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