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有一群“失语者”，他们说不清自己是谁，更说不清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们或是聋哑人、智障者、脑瘫患者、精神病人，他们疯癫傻笑却不发一言，因为各种原因来到上海，早已忘记回家的路。这群流浪者可能来自西北某县城、中原某农村、西南某山区……白天，他们在上海街头流浪，晚上或睡在桥洞下，被救助系统发现后，部分疑难案例被移交到“老法师”唐怀斌手中，他要用20年甄别经验“撬开”他们的嘴巴，在只言片语中找到线索，助他们踏上归途。

“既看到人性的光辉，也看到人性的阴暗。”今年3月，刚完成一次疑难案例甄别工作的唐怀斌在办公室向记者这样概括自己的工作。他用数十年的勤勉，试图为悲剧补全最后一抹亮色，尽管不是每个故事都能等来好的结局。

“最怕不能开口说话的”

长期在流浪乞讨人员甄别一线，与口音难辨、身份不明的流浪者打交道，擅长从点滴线索中找突破口

2月的一天上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病房内，唐怀斌对一名尚不知姓名的流浪者进行了30分钟的询问，所获相当有限，只能根据口音判断可能是河南人。

这是一名有中度智力障碍的男性流浪者，50岁上下，去年12月在街头流浪时被普陀区救助站发现，因无法甄别被归为疑难案例送到唐怀斌手中。此前，相关寻亲信息已在网络推送，为了让信息更详细，这已是唐怀斌第二次前来询问。

从智障者口中获得信息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对于无法理解的问题，这名流浪者都以憨笑作答。唐怀斌耐心十足，开始出选择题，这是他常用的手法。“山东去过吗？”憨笑；“河南去过吗？”又是憨笑；“新乡去过吗？”还是憨笑……唐怀斌也笑了，他把提前写在笔记本上的河南17个地级市问了个遍，在提到“濮阳”时，流浪者收起笑容，唐怀斌随即在这两个字上画了个大大的圈，并将“靠近濮阳”这一信息增加到已发布的网络寻亲推送中。问答持续近两个小时，基本是唐怀斌单方面在问，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农作物、牲畜、交通工具、山川河流、名胜古迹等。离开前，唐怀斌说：“寻亲难度较大，但应该有希望找到。”

1966年出生的唐怀斌，2000年从部队转业进入上海市救助管理站，长期在流浪乞讨人员的甄别一线，与口音难辨、身份不明的流浪者打交道，他不仅能第一时间辨别出疑似精神障碍、智力障碍者，还擅长从点滴线索中找到突破口，有时别人问了几个月都无结果的疑难案例，他只用几个小时就能破解。不过他也有犯难的时候，“最怕不能开口说话的人，尤其是没学过手语也不识字的失语者”。

去年国庆长假期间，他甄别一名已流浪23年的聋哑人，对方讲话时嘴巴只能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唐怀斌使用激将法，故意采取压迫式的语气和肢体语言进行问询，音量宏大、急促，极为强势。他解释说，这是应对此类流浪者的特殊办法。“你一压迫，他一着急，往往会把真话带出来，聋哑人也可以。”为了达到效果，唐怀斌故意“唱反调”：“你不是山东的！你没媳妇！”被如此一激，流浪者急得骂了句脏话，唐怀斌一听，“鲁南没跑了，脏话最有方言特点”。结合其他线索，通过反复问询和公安协查，最终找到其家人。

“就和民警破案一样的”

每到一个地方，他会去当地菜市场逛逛，至今仍保留在公交地铁上竖起耳朵“偷听”的习惯

没人能说清“失语者”是如何穿越数千公里到达上海的，这意味着，反向追溯的工作需要经办人员熟练掌握全国的地理人文。对此，唐怀斌不怵。他的办公室里贴着一张泛黄的中国地图，20年间，他护送流浪者返乡，南至广西，北至黑龙江，西至新疆，走遍山山水水。现在，只要你报出全国范围内任意地级市的名字，他马上能答出其所属的省份和方位。这源自日常积累。唐怀斌家中的电视常年在CCTV9、CCTV10和上海纪实频道之间跳转，三季《航拍中国》、近百集《中国影像方志》，以及《话说长江》《话说黄河》《淮河六章》《喀什四章》《河西走廊》等，他一集不落，反复观看，影像帮助他建立起对中国山川地理和人文风情的直观印象。

对甄别工作来说，方言也是一道难迈的坎。刚参加工作时，有一次唐怀斌跟着师父从上海前往西宁出差，从上海站开始，师父和身边的乘客一路攀谈，沿着铁路线，上海话、苏州话、无锡话、南京话、安徽话、河南话、陕西话、青海话“无缝切换”。“当时我确实很佩服他。”唐怀斌的师父长他一辈，经历过上山下乡，当过兵，在部队里和五湖四海的人接触，掌握多地方言。火车经过兴化时，师父和一位当地老乡开玩笑说自己老家也在这，对方不信，结果师父把周围村庄名字都说了出来，对方当场认他为老乡。

这一幕给唐怀斌留下极深的印象，以至于现在每趟出差，他总要抽时间到乡镇转转，实地查看当地的风土人情，有时也去地方博物馆参观。为了能学到最地道的方言，每到一个地方，他会去当地菜市场逛逛，至今仍保留在公交地铁上竖起耳朵“偷听”的习惯，“听不同方言，有时还会搭讪问一下对方是哪里人，看看自己判断是否正确”。

从业20年，唐怀斌习得根据容貌判断籍贯的本事。早年间师父“传帮带”，每次有流浪汉进入救助站，师徒总会私下“打赌”，根据对相貌、高矮、胖瘦等判断猜测对方是哪里人，给出的判断能做到八九不离十，就此积累下不少经验。以相貌为例，西北一带脸型瘦长、下巴较尖，两广一带鼻翼宽阔，东北人手臂粗大，山东大汉普遍较高，陕北人面部宽阔，湖南湖北地区则个子瘦小、比较精干。

刚进入救助系统工作时，条件远不如现在，“又脏又苦又臭又累，有的流浪汉身上有疾病导致的腐肉，脱下衣服整个大厅都是味道，好几天散不去”。看到前辈们不怕苦不怕累，唐怀斌自然没有怨言。他爱说的一句话是“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这是他从小接受的教育。渐渐地，他发现了工作中的乐趣，他说：“就和民警破案一样的，如果一桩30年的疑难案子让你侦破了，你激动不激动，满足不满足？”

“人性有闪亮面和阴暗面”

“失语者”身后都有离奇故事。有的家庭寻亲数十年仍未放弃，也有家庭面对亲人找上门不予承认

每一位进入救助站的“失语者”，身后都能牵出一长串离奇的故事。某种程度上，唐怀斌是一名故事“捕手”。这些“失语者”历经悲欢离合，在流浪路上把故事深埋内心，遇到唐怀斌之前，已做好一辈子不与人分享的打算。故事背后，有偶然走失的意外，有为情所困的离开，也有骨肉分离的无奈。当这些故事被拼凑还原，甚至见诸报端时，唐怀斌不得不承认一点：“人性有很闪亮的一面，也有很阴暗的一面。”有的家庭苦苦寻亲数十年仍未放弃，也有家庭面对找上门的亲人不予承认。

在一个未成年案例中，一位15岁的女孩从广西穷困地区流浪到上海，由于患有脑瘫，不能自主行动，进食也需有人喂。“这样的身体状况是不可能一个人来上海的。”唐怀斌判断，女孩应该是由家人带到上海后丢弃的，在多部门协作下终于联系上女孩父母，对方却不承认是他们的女儿。10年前，唐怀斌遇到过一位70岁的流浪老人，身体已部分瘫痪，当被送回家后，其女儿却硬着头皮谎称父亲正在外地打工，而公安部门调取的户口本上写着两者为父女关系。在另一个故事中，救助站将满身疾病的流浪老人护送回家，没想到3个月后，老人又出现在救助站门口，问他是怎么回来的，老人沉默不语。

当然，更多的家庭没有放弃寻找。唐怀斌曾帮助一位走失20多年的听障老人寻亲成功，当天，儿子带着亲朋连夜从老家河南焦作开车到上海，见到父亲那一刻，儿子激动得说不出话。20多年里，这户人家始终没有放弃寻找，儿子在工作人员搀扶下上了车，临走前朝唐怀斌跪下磕了三个响头。

唐怀斌注意到，近些年，医疗报销制度和各项残疾人补贴越来越完善，以往将绝症病人扔在救助站门口的情况基本绝迹，因身体残疾等原因被故意遗弃的也越来越少。不过，也有人“主动”选择成为流浪者，在此之前，他们甚至有着优渥的人生。上世纪50年代，一位名叫李安农（化名）的年轻人因故逃离老家青岛，2019年在上海流浪时被发现，事后才知道，这位穿着破烂的老人来自条件还不错的家庭。为助其寻亲，唐怀斌和同事共联系了30多家单位，打了300多通电话，联系到当地辖区派出所时，对方乐了：“我们派出所上世纪60年代才成立，50年代的人怎么找？”最终，通过查询统战部门和民建中央的档案资料，才联系到其唯一的妹妹，此时，兄妹俩半生已过，均满头白发。

“经验的传承迫在眉睫”

上海市救助管理站成立“甄·爱”甄别寻亲工作室，唐怀斌将经验整理总结成“甄别寻亲十二法”

疫情以来，随着社会管控措施加强，不少原本在街头长期流浪的人被转送至救助管理站，他们中有人已数十年离家未归，有人未办理过二代身份证，难以通过DNA采血比对等现代技术手段甄别，寻亲更艰难。

“经验的积累和传承迫在眉睫。”唐怀斌意识到紧迫性。2019年初，上海市救助管理站成立“甄·爱”甄别寻亲工作室，负责人唐怀斌把毕生经验传授给年轻人，目前工作室已有10多位同事，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为了让传授和甄别工作更成体系，唐怀斌将工作经验整理总结成“甄别寻亲十二法”，包括口音特征辨别、相貌特征辨别、语言引导、环境地理痕迹、实地寻踪等传统手段，以及采血比对、数据库查找、头条推送等现代技术手段，大概近90%的案例都能通过“十二法”甄别成功。

陈莲穗是团队中的90后，2017年，她从师范院校毕业后进入上海市救助管理站工作，本科学的是化学专业，原以为甄别工作不难，“无非是多问两个问题”，实际参与后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光是掌握各地方言就得花很长时间。

在工作室里，唐怀斌常和同事们围坐在一起，沉下心来辨方言、查地名，与受助人员聊家常、找突破。陈莲穗的老家在福建宁德，对北方口音不熟悉，唐怀斌便会模仿给她听。业余时间，她还常登录方言网站自主学习。救助站曾举办多次经验交流会，唐怀斌等骨干为年轻同事抽丝剥茧传授甄别经验。但在唐怀斌看来，最有效的教学还是在现场，每次甄别，他都带年轻人同去，在询问的过程中提醒他们记下重要信息。

“唐老师的记性比年轻人还好，几年前的案例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市救助站曾汇总过“甄别寻亲十二法”案例100篇，陈莲穗参与整理，她在采访过唐怀斌后才知道，每次甄别询问，他都将细节记录在册，形成线索链，方便分析和将来查阅。在唐怀斌看来，年轻人自有其优势，“他们脑子活，掌握现代技术更快”。他记得刚参加工作时，查找地名得翻民政部编辑的行政区划手册，前辈们把疑难案例做成实体卡片，遇到查不出的案例先在卡片里翻一遍，效率并不高。随着信息化普及，救助管理系统已全国联网，并建立起统一的数据库，通过手机App，寻亲信息可以精确推送到县一级用户，陈莲穗负责的正是此项工作，但是在DNA、头条推送等现代手段甄别不出时，她仍要求助于唐怀斌。

近三年来，上海市救助管理站已为3200多名精神障碍、智力障碍等特殊受助人员开展身份查询和寻亲服务，甄别成功率屡创新高。唐怀斌始终觉得“可能多打一个电话，多问一个人，就会有转机”。今年4月1日，那名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治疗的流浪者被送回河南老家，与阔别17年的父母姐弟团聚。因为流浪者的弟弟无意间在网上看到由唐怀斌发布的寻亲信息。

又一名流浪者等来了团聚的好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