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 陈丽娜 卞英豪

针对去年5月武汉蜂鸟众包骑手猝死的后续赔偿风波，昨天晚间，饿了么回复东方网·纵相新闻，与北京猝死骑手一样，饿了么将从蓝骑士关爱金中追加抚恤金至60万元给予家属。

对此，骑手家属冯女士昨晚向纵相新闻表示，细节不便多谈，但“感谢媒体的报道和关注”。

至此，近期连续两起外卖骑手猝死赔偿事件，均以饿了么通过关爱金形式追加抚恤金了结。不过，针对众包骑手这样的灵活就业者，企业的关爱金显然不是“护身符”。

从1万5到60万

饿了么在昨晚的回复中称：2020年5月6日20时15分，武汉蜂鸟众包骑手肖某某在黄陂盘龙城配送途中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在骑手家属提出追加抚恤金诉求后，平台启动后续事宜专项协调小组。向家属表达哀思与慰问的同时，从蓝骑士关爱金中追加骑手抚恤金至60万元。

家属冯女士此前告诉纵相新闻记者，事发当晚肖某某通过蜂鸟众包APP接单，死在了送餐途中。根据当地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卫生院出具的死亡证明，肖某某的直接死因为猝死。

对此，家属认为肖某某在工作途中死亡，应该是工伤。不过在后续处理中，冯女士发现丈夫的蜂鸟众包APP显示，肖某某与安徽蓝喆人力资源服务外包有限公司签署了《服务合作协议》，并由其向杭州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也就是饿了么平台提供服务。

换言之，肖某某与饿了么之间并没有劳务关系，“一开始他们（饿了么）先给2000元人道主义慰问金，后来又说申请到15000元，其他以保险公司赔付为主。”对此，冯女士并不认可。

至于所谓保险，冯女士称，肖某某的情况和北京猝死骑手一样，皆为“旅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每天接第一单时，平台自动扣3元作为当天的保险服务费。”根据肖某某当天投保的情况，猝死身故的赔偿金额为3万元。

 来去自由的众包

为饿了么送餐，却不被认定有雇佣关系？纵相新闻了解到，饿了么、美团等外卖平台主要有两类骑手，一是隶属于配送站的全职“专送”骑手，有底薪、规定的上下班时间、接受系统派单与考核标准，一般没有劳动关系的分歧。

另一种则是武汉骑手肖某某等兼职“众包”骑手，个人注册后即可上岗，没有底薪，自主抢单，来去自由。众包骑手能在多个平台注册接单，不受限制，且平台抽成较低。

上海美团配送一位张姓渠道经理告诉记者，专送骑手有商业险，不能拒单，每单无论距离长短，提成都是固定的，“比如上海松江地区，目前一单可以拿6元左右”；众包骑手可以主动抢单，外送距离越长提成越多，“一单超过6元很正常，如果刮风下雨，还会有额外奖励”。

记者下载蜂鸟众包APP发现，注册成为骑手前，用户需要提前阅读并同意《蜂鸟众包用户协议》，第四项蜂鸟众包服务及规范中的“特别提示”标明：蜂鸟众包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用户与蜂鸟众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雇佣关系。

“专送类似于劳动者，众包类似于个体工商户。”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律师任丹表示，两种模式各有利弊，选择不同的模式，相当于选择了不同的法律关系，带来的法律后果和经济利益是不同的。

众包到底谁来包

记者搜索裁判文书网发现，外卖骑手致人损害的侵权案件、外卖骑手因工受伤、因公死亡要求赔偿的劳动争议案件不在少数，但各地法院在对劳动关系、劳务关系的认定上并没有较明确、统一的倾向，对不同个案的认定也存在差异。

例如，在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判决的一起灵活用工健康权纠纷案中，法院判决饿了么及第三方人力外包服务商连带赔偿。

法院认为，第三方公司与骑手间建立了网约工协议关系。虽然骑手可以自主选择是否接单，但这只是说明其与蓝喆公司之间不是标准的全日制劳动关系，“配送员的每一次送餐都是一个工作任务”。

对于饿了么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法院认为，“配送服务人员的劳动成果归属了拉扎斯公司，配送服务人员得到的送餐费只是拉扎斯公司对于配送服务人员劳动成果的一种再分配。”依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拉扎斯公司在享有权利的同时也应当对相关损害后果承担责任。

而在2020年5月的另一起案件中，武汉一名骑手送餐途中遭遇交通事故，骑手向武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拉扎斯公司与自己的劳动关系，并向自己支付双倍工资差额34714元。

法院一审、二审均认定，蜂鸟众包仅是在骑手和顾客之间提供信息撮合服务，与骑手之间不具有人身依附性，平台对骑手不进行用工方面的管理，不规定出勤时间，不分配工作任务，不限制抢单时间、数量。虽然平台对骑手的顾客满意度、投诉等问题进行管理，但此管理与劳动法上的用工管理有根本区别。最终，这位骑手被驳回上诉。

灵活就业该由谁托底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1）》蓝皮书显示，2020年企业采用灵活用工比例同比增逾11%，达到55.68%；超过四分之三的企业主要出于“降低用工成本”这一动机使用灵活用工。 

“在当前未明确双方之间为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的背景下，众包骑手仍是自雇者，骑手应建立自我保护意识，为自己购买相应的保险。”任丹表示，众包骑手、网约车司机、家政服务人员等灵活就业者可以通过购买保险、缴纳社保等途径为自己提供一份安全保障。此外，也有专业人士建议骑手可以购买交通出行险，给自己与他人都添一份保障。

对于保险，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指出，商业保险可以作为灵活就业中的补充保障，但对于工伤事故等问题，商业保险尚不能完全解决。而且，商业保险是自愿缴纳的，并不具有强制性，要补足现有的保障短板还需要加快社会保险政策的制定和推广。

任丹认为，众包问题牵扯多方，需要考虑方方面面，平衡各利益主体。“换个角度，如果认定为众包和平台为劳动关系，则相应的平台人力成本会大幅增加，那么灵活就业的众包骑手进入门槛是不是还会这么低？会不会导致众多骑手的失业？这些问题，都需要考虑到。” 

《2020饿了么蓝骑士调研报告》显示，56%的骑手有第二职业，该平台上有大约300万“蓝骑士”，骑手的平均年龄为31岁。同时，平台上超过20%的服务业从业者，其家庭收入全部来自骑手工作所得。此外，饿了么蜂鸟即配为国家贫困县（名单截止至2020年3月5日）提供近30万就业岗位。

去年，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上海市委会主委高小玫在全国两会上呼吁：“在后疫情时期保就业的要求下，灵活就业者享有社会资源保障的要求更加凸显，需要加快行动，推进立法，建立保障。”高小玫表示，灵活就业对于保就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高小玫也提到，虽然灵活就业的概念在政府政策文件中出现已约20年，却至今未能全面纳入劳动行政部门监管范围，劳动规范、劳动保障无法可依，因而成为劳动纠纷的高发区。 

去年7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表示：“我们既要保护灵活就业者的合法权益，也要给企业一定的灵活性，以便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莫让骑手“用生命送外卖”，纵相新闻也将持续关注这一穿梭于城市大街小巷的群体。

短评：保障灵活用工，不能只靠舆论

不幸猝死的骑手最终获赔，结果值得肯定，但过程和方式，似乎有待商榷。

家属的坚持、网友的质疑、媒体的关注，这些理应是劳动者们坚实的“后盾”。却在一起起悲剧中，成为了人们维护基本权益的“武器”。显然，舆论不应该是守护骑手安全的“金钟罩”，完善的制度体系，可靠的长效机制或许才是保障千万计灵活就业者的“护身符”。

武汉骑手的问题看似解决了。诚如专家所言，众包骑手的保障缺失问题存在多年。这些年，“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再出现问题”的“死循环”不断上演。质疑、道歉、呼吁从没有停止；保障缺失、安全隐患、生命逝去却依旧在继续。

归根结底，“一事一议”、“亡羊补牢”或许能在当下解决问题，但如果不从根源堵住漏洞，“用生命送外卖”的悲剧恐怕难以杜绝。

保障用工安全，这是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但在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舞台上，不应该只是让企业“独唱”。政府机构的管理，法律制度的约束，保险行业的保障，媒体舆论的守望，一系列的要素都至关重要，也是缺一不可。

只有当社会形成合力，才能筑起保护灵活用工者的坚固屏障。我们所期待的是，更多可行的政策、更多人文的关怀、更多完善的制度，让灵活就业者在奋斗的同时，不必在忧虑“生命不可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