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理工大学27日夜发出情况通报：近日，在我校2020年通过博士、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审核的教师名单公示期间，学校收到对教师王攀资格的异议。学校对此高度重视，经审核，决定该教师的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不予通过。

也就在两天前，媒体从武汉理工大学宣传部核实到，该校确实公示了研究生导师王攀的招生资格，同时强调目前恢复资格一事仍在走流程，公众有意见可以反馈给研究生院。在舆论强烈批评校方做法和王攀复出的情况下，武汉理工已经撤下了这项公示，再到不予通过王攀的招生资格，从中校方与公众立场体现出出很大差异。

该公示之所以被搁浅、乃至撤回，确与公众意见相关。该公示首先引起了武汉理工大学校内学生的不满，部分学生从25日以来开始行动，他们制作了一个公开的网页，呼吁社会公众、校内学生和教职工通过实名签署联名信的形式，抵制王攀恢复研究生招生资格，这封联名信将在研究生招生资格公示期间以书面形式上交学校相关部门。

而这个王攀如此受到公众与舆论“瞩目”，是因为2018年3月26日他的研究生陶崇园在宿舍区跳楼自杀。从其留下的信息看，被怀疑对陶崇园实行精神控制和学业干涉的王攀难逃其咎。校方当时发布的通告确认，王攀确有让陶崇园认义父子关系的事实，“指导升学就业过程中方式方法欠妥”等问题。

武汉理工在陶崇园自杀后停止了王攀的招生资格，表示将依规依法处理，绝不姑息。然而，两年后我们看到的却是校方的真实态度，先是公示走程序准备恢复王攀带研究生的权力，遭到舆论狙击后慌忙扯下公示。正如有评论所言，这都是些搞小动作的作态，证明武汉理工在对待陶崇园事件上很不严肃的一面，不够光明正大。而任何期望用时间作稀释剂，从而淡化无良导师逆行之举，也是难以逃脱公众监察的慧眼。

我们结合多起研究生非正常死亡事件不难发现：此类恶性事件发生的根源即在于“老师”身份的变化——从“老师”变成“老板”，从“导师”演变“爸爸”。如此一来，师生关系竟成雇佣关系、乃至义父子关系。于是，从“学术”到“生活”，从“经济”到“精神”，有的研究生长期要给导师送饭按摩，还被长期谩骂、压榨，乃至成为其家奴，并长期受到精神控制。如此畸形的师生关系，必然给他们相处的日子埋下祸根。

面对导师，研究生仅有“唯命是从”一途吗？在现行导师制度上，保障研究生合法权益较为软弱，甚至他们的命运都“捏”在导师手里。仅为一篇论文通过不了，即令他们对导师的所谓权威心惊胆战，对导师的话唯命是从。所以，若是人格尊严在某些导师那里得不到起码尊重，那么某些本就神经脆弱的学子，就很容易被逼到绝望的边缘。

但是，从现行教育制度看，一时还难以取消这种较为逼仄的导师方式。然而，无论是从更好地培养人才着想，还是从保障研究生合法权益着眼，都该有办法有通道让更多研究生有机会向无良导师说“不”。

一方面，学校应构建学生可自主选择和更换导师的平台。校方别等学生被无良导师逼得走投无路、乃至发生悲剧了，才来为学生更换导师。这就要求校方与学生加强日常性沟通，赋予学生更换导师申请的权利。

另一方面，学校要建立较为开放的导师评价体系，尤其是对导师违规在校外兼职甚至开办企业等要“零容忍”。师德教育是要加强，但校方及时察觉或受理学生投诉，不任无良导师“独断专行”，做到事前防范、事中制止，比悲剧惨剧发生后开除无良导师紧要得多。

还有，对于构成“逼迫”学生自杀事实的无良导师，除了在事后要及时果断严肃处理外，绝不能搞“让时间稀释事件影响”的那一套，要实现“一票否决制”，即一旦发生如王攀此行者，一律取消招生资格，并永久禁招。这样也才能让导师们怀揣敬畏之心地带学生，更好地保障研究生们的合法权益。

可以说，类似问题出在无良导师身上，但其根源还是当下大学教育的导师制度存在缺陷。研究生与导师的师生关系紧张，与校方的放任自流有很大关系。如何让学生对无良导师说“不”，既取决于高校的严格管理，更取决于“永久禁招”制度能否会尽快堵上“缺口”，并以儆效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