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琳

当下，美国政治精英肆意对中国进行无端攻击，在世界范围内动员挑唆各种“亲美力量”频频动作，不断挑起外交事件。美国不仅军舰战机游弋南海，还强力限制中国高科技发展空间。美国对华步步紧逼究竟意在何为？

美国当下之时局及其一系列挑衅动作，实质上仍是资本主义固有危机导致的必然结果。技术更新的无限性与市场份额的有限性，是隐含在自由贸易话语中难以消解的基本矛盾，导致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陷入困境：先剥削本国劳动者，实现资本增值，却加剧国内矛盾；为了转嫁矛盾，资本向外扩张，却激起中心与外围的矛盾。

当外围供养模式难以为继，资本回归却引发社会危机。自苏联解体后，中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全面放开市场，掀起资本全球化的狂澜。全球化的本质是工业资本的全球化，借助于美元背后的国家强权，美国资本似乎所向披靡，伴随甚嚣尘上的“新经济”理念，美国开始忽略制造业，坚信通过金融手段，炒作新概念和快速技术更新，就能独霸天下。在“新经济”思想的指导下，美国成为资本核心国家，不断从资本外围市场攫取利润，实现了资本核心国家少数富人的财富剧增，而国内大部分劳动者的绝对收入和消费能力持续下降，造成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激化。在资本的腐蚀下，美国逐渐异化为依附在华尔街上的金融资本国家，实业美元丧失经济基础，石油美元将美国与战争捆绑在一起。

（图片说明：2020年3月24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下城，一名戴口罩的男子给华尔街铜牛拍照。来源：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

同期，国际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多极化趋势日益呈现，新兴国家发展进程加快，参与世界经济的能力显著提升，分享发展红利的意志与日俱增。这无形中“倒逼”美国资本被迫向本国收缩，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固有危机必然转向国内劳动者，裁员、减薪、削减福利等降低成本的措施导致国内矛盾激化。然而，长久以来，资本核心国家沉迷于虚拟经济对外围国家的快速收割，基本丧失自我革新的内部治理能力。面临世界的不确定性，资本核心国家暴露出制度的致命缺陷，政策极度缺乏灵活性，难以缓和急剧增加的社会矛盾。

资本主义发展方式不可持续，陷入衰退。探究之下，我们可以发现资本主义并没有贡献出可持续发展道路，只是周期性地重复一种存在模式，即用向外扩张的方式转嫁矛盾，而非解决矛盾。由此来看，列宁对资本主义的论断，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极为准确。世界资本主义失去了自我改造的能力，对世界的理解停滞在帝国主义阶段，除了对外转嫁矛盾，并无其他路径。当下的资本主义思考路径并没有显现出超越历史的能力和努力。

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核心国家所面临的僵局，福山对“历史终结论”予以修正。他认为“稳定有效的理想型自由民主体制的建成，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一种偶然的勇气”。值得关注的是，福山的问题意识持续转向，从他近年所出版的书中可看到一个“面目全非”的“新福山”逐日显现，并流露出一种隐隐的担忧，“当代民主制太容易被捆住手脚和陷入僵局，因此无法做出困难的决定以确保经济与法治的长期生存”。

为了破解国内僵局，美国政治精英不得不忽视制度缺陷，拒绝承担制度恶果，幻想通过外化压力，来转嫁矛盾。这是由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决定的，内卷只会导致革命，只有向外才能暂时缓解。那么，按照资本主义发展路径来推断，当资本在国内受挫后，必然要向外围扩张。鉴于美国国家性质的变化，其外交政策不再是捍卫国家的正当利益，而是沦为实现金融增值的利器。

在这种逻辑下，美国明里暗里针对中国的外交行径，就显得十分“合理”，因为中国成为美国政治精英选定的“新外围国家”。为此，美国动用全部外交资源，企图联合盟友，与中国对立，截杀中国科技发展，其实质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市场份额，完全垄断高科技利润空间。一旦中国被锁死在资本链的下游，不仅中国甚至整个亚洲都有可能再次依附西方资本，沦为资本外围市场，供养西方国家，为他国经济复兴输送养分。回顾资本扩张的历史可知，与所谓“自由贸易”的田园牧歌相伴的是罪恶的暴力血腥，而那些掠夺来的“外来”财富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西方国内的两极分化，滋养了欧洲的“工人贵族”；同时，加重了外围国家的苦难。

（图片说明：这是8月21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卡尔弗城拍摄的TikTok公司标志。来源：新华社 发）

因此，他们坚信只要切断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将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绝，必定能阻碍中国迈向国富民强的进取之路，延缓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速度。为此，他们不惜消耗军事和金融能力，任由国力透支，也要将中国从高科技领域排挤出去。而应对新冠肺炎的失败，更是加深了美国对中国高速发展的担忧。据此可基本判定，未来美国对华基本论调不会有大的变动，仍以遏制为主。

那么美国可能采用哪些手段以压缩中国战略空间呢？结合美国近期的外交动向，可能有三条路径：

一、继续实施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贸易制裁，以降低中美贸易逆差，重振美国制造业。同时配合外交手段，压缩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以期减缓中国技术更新速度，确保美国占领绝对优势地位。

二、尽可能充分利用美国的复杂的同盟体系，利用金融霸权地位，分解非美国主导的经济组织，瓦解多元格局（具体表现为“退群”），破坏中国参与的地区性经济合作（拉拢东盟），妄图割裂中国与全球经济体的联系，设置议题（印太战略），极力拉拢盟友，以恶化中国周边环境。

（资料图片：中国与东盟国家地理位置示意图。来源：新华社发）

三、寻衅滋事，步步紧逼，企图利用军事优势将中国置于热战的威胁之下。

世界上任何国家，即便是大国，其有效力量投射范围也是有边界的。因此，面对多点触发的危机，中国务必保持战略定力，可从以下五个方面积极应对：

第一，夯实信念：中国大局稳定和自主发展是确保复兴大业的关键所在。任他山雨欲来，我们不能有丝毫动摇。在“后马尔萨斯的时代”，各国经济增长和安全保障主要依赖科技创新和资本聚集能力作为支撑。中国人民备尝艰苦，在付出巨大社会成本之后，攀登科技高峰，提升资本能力的路径合乎发展逻辑，并无不妥。

第二，无惧风雨：因为危机中也蕴含着新的生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最庞大的优良劳动力群体，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建成一个巨大的良性内循环体系，提升国内消费需求，形成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可持续发展方式，创建和谐社会，定能重新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第三，挫败话语阴谋，铲除“台独”“疆独”“藏独”等虚拟议题背后的外部势力。西方某些媒体长期秉持受众第一的价值取向，仅为追求受众获取新奇刺激的阅读体验，有的媒体人丧失基本的职业道德，枉顾事实，肆意篡改历史叙事，其中充斥着各种伪善的人文关怀，甚至他们不惜动用政府力量，介入他国内政。对此，我们要极力反制不良媒体的虚假报道，直面谣言，积极做好正面宣传，力克不良媒体的负面效应。

第四，明确自身地缘特点，化劣势为优势。我们可通过联合地区性反霸力量，最大限度发掘自身地缘政治潜力，深刻理解我们的地缘现状，挖掘与周边各国的战略利益交汇点，积极缓冲直接对抗的可能性。而对于即将出现的风险点，选择各个击破。我们的基本目标是要力保周边环境总体向好，减轻防务成本，确保地缘能力的伸缩性，和在未来国际政治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的能力。

第五，时刻保持战略清醒，恪守地区性大国地位。纵观历史，大国均崛起于地区性守成，而消弥于世界性扩张。我们必须坚决维护雅尔塔体系对战后世界的地缘安排，努力构建亚太和平局面。同时，我们要正确认识当前国际现实，深度创建与他国的战略共识，并理性预估未来国际政治中的各种可能性，以便更好地维护我主权安全，捍卫合理的发展权。

对于当前的国际现实，我们务必争取最好的结果，但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坚持中国在雅尔塔体系的核心利益，不惧他国发难，有理、有利、有节地展开斗争。

（作者刘琳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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