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也正在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伴随着传统增长红利的逐步衰减，如何找到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是我们必须破题的重大任务。这在逆全球化趋势持续加剧、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显得尤为迫切。

在所有的“新动能”中，“数据要素”和“数字经济”被人们赋予了厚望。在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将“数据”作为一种单独的生产要素，与传统的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成为了官方认定的可供驱动经济增长的五大要素之一。

不可否认，这一判断是重要的，也是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作为一种新的科技革命的基础要素，数据在现代社会中必然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直接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将之作为“新动能”的抓手，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转变。然而，从现有的讨论来看，各界人士对于“数据”和“数字经济”对于经济增长的助推作用，依然更多地停留在“生产要素”的层面，这种理解固然有益，但是却或多或少地忽略了“数据资产”对于“新动能”驱动的其他功能，如果仅仅“就数据谈数据”，而不能看到“数据”背后更大的“红利”，则不利于“新动能”的充分挖掘。

第一个层面是各类人士普遍强调的，也是被大众广为认知的，在这个层面，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基于数据资产形成的新模式、新业态、新市场、新领域、新技术的变革与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在各个领域的发展，本身对于GDP、就业、税收等一系列经济发展目标的推进。例如，基于大数据要素而衍生的一些大数据产业、数字产业、数字媒体、人工智能、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网络支付、网络交易等，都是基于数据要素而开发开拓出的新产品、新领域、新市场，这些构成了重要的“新动能”支撑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2015至2018年，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分别为123.5、156.7、210.1和270.3，分别比上年增长23.5%、26.9%、34.1%和28.7%，这一增长率远远高于同期经济增长率，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

在这个层面，数据不是简单地以要素的形式进入到生产函数，而是基于数据资产的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推动传统行业的改造和革新，带动传统产业的“转型”、生产组织模式的转变、新价值的创造，从而带动“新动能”。

这意味着，数据资产可以通过创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带动所有产业的发展。例如，在传统的产业划分中，数字经济可以同时帮助一产、二产、三产实现生产方式变革。在农业、畜牧业、渔业领域，以数据信息为基础的新型智能农业、畜牧业、渔业正在兴起，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落后耕作方式，而且极大地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在制造业领域，以数据资产为基础，结合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大批制造业企业正在实现信息化、数据化、智能化，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和管理效率。在服务业领域，数据资产基础上的大数据、云计算使得服务的匹配效率、便捷性大幅提升，例如，基于大数据的金融科技服务对于金融配给效率的提升，一定程度上破解了传统金融服务中的诸多难题。如上种种，都是基于数据，通过对传统行业进行“生产函数”的重构，进而激发“老行业”的“新动能”。因为，这个层面几乎涉及到所有行业，影响面广，所以，对于“新动能”的带动力无疑会更强劲。

这个层面是“数据资产”和“数字经济”对于社会变革影响更为根本的层面，也是数据资产最为重要的层面。这个层面的主要任务，是基于数据资产的制度变革与完善，从根本上推动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制度的完善，实现全社会效率的提升，进而对于“新动能”的全面激发和推动。

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增长之所以放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改革进程的滞缓，而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改革进行到今天，好啃的骨头基本上都啃完了，越到后面越是硬骨头”，而这些硬骨头之所以难啃，一定意义上讲，是因为我们没有好的工具，纯靠传统的“牙咬嘴啃”只能“事倍功半”。而“数据资产”和“数字经济”则可能为我们“啃硬骨头”提供了很好的工具，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例如，传统的政府效率难以提升的问题，通过基于大数据的电子政务，从“跑多次办不成”到“最多跑一次”再到“一次都不用跑”，极大地提高了服务效率和人民满意度；基于大数据的社会管理，例如，一键报销，既提升了效率，又杜绝了违规；通过大数据，对于各类犯罪的社会治理能力大大增强，人民安全感和幸福感越来越有保障；备受批评的户籍制度，在近年来数据一体化的情形下，也多有改良……

从客观来看，数字经济对于新动能的带动作用的三个层面，呈现出逐级递增的作用。如果将数据理解为一种新的要素，可以激发“新产业”“新市场”，这些固然是“新动能”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尽管这些“新动能”的发展速度较快，但是由于这部分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总盘子”中的占比较小，因而，难以弥补传统红利下降的缺口，中国经济整体依然呈现出下行的态势。

如果将数据理解为一种生产组织方式，则可以利用这种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对于国民经济中有条件的相关行业进行全方位的改造，通过在“老产业”中激发“新动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面积增长。如果进一步，将数据资产理解为一种新的技术和制度变革推动力，那么我们将更有可为，因为这种基础性的制度变革，会影响到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人，而如果我们能够打通数据壁垒，基于数据资产的整合，围绕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难题，布局好大规模改革的重启，不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则会带来全面的经济复苏和新的景气循环。

尽管数字经济对于新动能的带动作用在上述三个层面呈现出逐级递增的功能，但是，当前，我们对于“数据资产”和“数字经济”对新动能推动作用的重视程度，却往往呈现出第一层面、第二层面和第三层面的逐次递减的现象。对于第一个层面的讨论非常多、实践推进也非常多；对于第二个层面也不少，但相比于第一个层面，就缺乏了很多；对于第三个层面，则非常薄弱和稀缺。

如果我们仅仅从“新的要素”来理解数据资产和数字经济，固然有益，但是远远不足，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和“新的制度变革推动力”的角度来理解数据资产和数字经济，通过后面两个功能的挖掘和释放，可以实现更加有力的新动能激发。

总而言之，数据资产助推经济“新动能”的三大功能，都应该得到充分重视、充分发挥！

（作者刘瑞明为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