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700多名流调人员活跃抗疫一线 24小时待命如福尔摩斯探案

2020-02-20 05:08:26 作者:杜晨薇 来源:解放日报

面对疑似患者,奉贤区疾控中心流调员展开详细问询。

作为传染病防控的一种手段,流行病学调查(简称“流调”)过去常被运用于结核、麻风等慢性传染病例的抽样调查中,许多人一生都未必遇到一次。

然而,新冠肺炎是急性传染病,为快速锁定传染源、传播途径和密切接触人群,凡是经医院初步认定的疑似患者,流调组必须第一时间介入,快速找出答案,即便最终发现是“虚惊一场”。目前,全国各地公布的病例行动轨迹,都基于流调。

在上海,活跃在一线的流调队员达700多人。疫情初期因疑似病例多,承担流调数量较多的浦东、宝山、徐汇、静安等区,流调员们每天平均工作时长达16小时,逾七成流调员一天也没休息。2月9日起,随着疑似病例数下降和流调队伍扩充,他们终于有了轮休。

除了与时间赛跑,对流调员来说还有更大的挑战。抵触、隐瞒、害怕、遗忘……面对新冠肺炎疑似患者,流调人员是怎么让他们开口的?

2020年1月25日凌晨1时,徐春华的手机嗡嗡地震动起来。那是一通从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打来的电话,有一个病人刚被专家团认定为疑似新冠肺炎,作为奉贤区疾控中心流行病学调查组第四组组长,徐春华要负责这个案例的流行病学调查。

从接通电话那一刻算起,2小时内,第四组必须完成包括患者近期行动轨迹、接触者信息等在内的核心调查报告。报告约8页纸,涉及100多个问题,排除穿衣服的时间、路上的时间、准备工作包的时间,留给调查和编写报告的时间,不到一个半小时。徐春华当天“运气不好”,出车后在路口多等了三个红灯,“5分钟又这样浪费了”。


流调员与患者隔着病房玻璃通话。

奉贤区疾控中心有7个流调小组,到2月18日,他们已出动300余人次,完成了81个新冠肺炎疑似病例的流调,最终确诊奉贤当地病例9人。可不知为什么,让徐春华赶上的大多在半夜,为此,她还得了一个“黑面神”的名号。有同事调侃,幸福感,和徐春华比一比就有了;但他们更期盼的,是江湖再无“黑面神”。

追着时间跑

只有更快掌握疑似感染者14天内的行动轨迹,才能尽早切断疾病传播途径。

没有谁会和时间过不去,流调员除外。

流调员有自己的工作准则,更确切地说是使命。就这次疫情而言,要求是从接到通知的一刻算起,2小时出具核心报告,24小时出具完整报告,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因为晚1分钟,病毒便会在不具名的地方多“逍遥”1分钟。只有更快掌握疑似感染者14天内的行动轨迹和接触人群,才能尽早切断疾病传播途径,防止更多人被传染。截至目前,全国各地公布的病例行动轨迹,都基于流调。

徐春华习惯性地在下班前把流调要用的工具包收拾妥当。晚上睡觉时,从里到外的衣物也要放在床边伸手够得着的地方。手机则全天候处于响铃或震动状态,确保第一时间接听。这是许多流调员的常态。流调工作没有所谓上下班时间,因为医院何时收治病人是不确定的,病人何时有了初步诊断结果也不确定。等待本身就是工作的一部分。

为了优化等待的过程,让响应更高效,许多流调员连自己的睡眠状态也要管理起来。他们可以在高度神经敏感的状态下睡眠,只要手机轻微响动,就立马睁开眼睛。一旦2小时的任务倒计时开始,他们对时间的态度会变得更机敏。从奉贤区疾控中心到医院,第一组组长王志常常是一脚油门后,便进入分析案情、排兵布阵的紧绷状态。谁负责询问病人,谁负责与医生沟通,谁负责编写报告,都要在下车前搞清楚,以便每个人直奔各自的工作现场。

“几点到几点,你在哪里吃饭?”“你坐了几点几分的地铁、火车?”“几点,你见了某某?”除夕前一夜的那次流调中,第二组组长胡晓丹亲自负责询问刚入院的一位病人。在近一个半小时的调查中,几乎所有问题都围绕时间展开,并最终获得上百条有关患者的行动轨迹线索。“这还不够。”胡晓丹说,一份确保详尽的流调报告,必须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疑似患者在过去14天内每一个时间段的去向、行为必须严丝合缝地卡在一起。这中间,哪怕有5分钟时间是模糊的,都很可能导致无辜的人暴露在未知的病毒风险中。

有时,他们也会在时间留下的线索中找到破绽。王志曾调查过一个病人,她的症状像极了新冠肺炎,但时间序列出了问题:“她的症状是在去武汉前,也就是可能接触传染源前已经出现。从疾控专业角度判定,症状出现在暴露(传染源)前,可基本排除染病的可能。”很快,核酸检测结果出来,阴性,印证了王志的判断。

“相互为难”的事

对流调员来说,洞察患者情绪变化很重要,不会做心理疏导很难完成工作。

一个月前,胡晓丹第一次面对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她翻开8页纸的流调报告模板,扫视了一遍,又默默合上。为了让流调工作精准化,流调报告被制成表格的样子。所有需要问及的问题,表格上都有呈现。“但实际上,我并不能刻板地按表格提问,这样会把病人烦死。”

这并不夸张。试想一下,如果你是病人,同时承受着身体的不适和对疾病的恐慌时,有人跑来照本宣科地追问:你14天前去过哪里?和谁在一起?做了什么?你的内心很可能是拒绝的,甚至大脑也是一片混沌。那么,你便可以想见,此时站在你对面提问的那个人,正面临着怎样的困窘。

“你还记得……吗?”“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在胡晓丹流调过的所有病例中,这样的问答时有出现。为了尽快得到准确信息,流调员必须想尽办法营造放松的聊天气氛,引导患者像拉家常一样说出自己的经历。“比如从特殊节点上的特殊事件着手,询问对方年夜饭在哪里吃的,同桌人还有谁?年初一有没有去见朋友,是坐什么车去的?启发他的记忆。”此外,还要通过联系患者的密切接触者,用彼此记忆的重合部分来验证每个答案的可靠性。

如果问题的答案已被患者丢弃在脑海深处,那就要想办法让对方掏出手机,通过手机上的一些支付证明、票据等,找到事件与事件的连接处。或者通过与其他部门共享数据,找到患者在某些公共场合出现的证据。整个过程有些像福尔摩斯探案。

不同之处是,对流调员来说,洞察患者的情绪变化,有时比知道真相更重要。徐春华说,有些病人看到身着防护服,戴着口罩、护目镜全副武装的流调员,本能会后退一步。“他们心里在打鼓,我是不是已被传染了。那种情绪上的焦虑感和身体的痛苦感,你绝对不能忽视。一个不会做心理疏导的流调员,是很难完成流调的。”

即便如此,也没有一个流调员敢拍胸脯说,一切尽在掌握。“我碰到过几次,流调过去了1个小时,病人还不肯开口说话。”徐春华说。前不久,一位来自安徽的疑似患者在奉贤区中心医院就诊,他看上去并不难缠,将来沪后的所有行踪都交待清楚了。可唯独对在安徽的那几天,讳莫如深。当天24小时的详细调查中,围绕这个问题,流调员兜了好大一个圈子,终于在他本人和周围密切接触者隐晦的描述中获知,患者曾在安徽当地一个黑麻将馆连打了8天麻将。之所以三缄其口,只是因为担心坦白后,连累麻将馆的生意。

一名疑似患者坦陈了自己所有的行踪,独独隐瞒了期间某两个小时在某商场流连过的经历,原因是身边携带的女伴并非自己的妻子。还有一名疑似患者起初对流调员的到来非常抵触,流调员最终得知,她在微信群里曾看到过一份真假难辨的“上海新冠肺炎患者的信息表”,误以为是流调员公开了患者的隐私,她不想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流调本身是件相互为难的事。但在疫情之下,它绝对重要。”奉贤区疾控中心有关负责人说。流调员所能做的,是在完成使命的同时,尊重每一位当事人。半个月前,奉贤区疾控中心所有流调组将面对面流调改为电话流调,“主要是为了避免患者看到穿防护服的流调员而产生不必要的心理负担。”

流调之外有故事

一节健康教育课,可让居民正确认识疾病,但对于消除恐惧,或许要更长时间。

今年1月28日,家住奉贤、在武汉读大学的一名新冠肺炎患者康复出院。患者的父亲给王志打了个电话,告知这一喜讯。彼时,距王志第一次见到这对父女仅过去了7天。那个曾当着王志的面暴跳如雷的父亲,如今却拿王志当自己人。

女孩是王志这一段时间从事流调以来遇到的首位确诊患者。1月21日20时,王志和胡晓丹两组人马同时赶往奉贤区中心医院,那里有两名患者等待流调。2小时内,女孩对于前期在武汉的聚餐史、行为轨迹做了较充分的回忆,但回沪后的情形,她很难完全描述,因为其中涉及几次和父亲朋友的聚餐,那些叔叔阿姨,连她自己也对不上号。接下来的流调目标,转移到女孩父母身上,但执拗的父亲拒绝了王志:“你们这是小题大做。”调查陷入僵局。

在流调员的再三劝解下,父亲给了一部分密切接触者的名单,让流调有了进展下去的切口。一面是24小时内紧张的流调,另一面,在女孩所居住的社区,又出了新状况。次日17时,疾控中心派出的消毒队被女孩父亲挡在家门口。就在2小时前,女孩的核酸报告结果出来了,阳性,对这个家庭彻底的消毒,是防控工作重要的一部分。然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任当地居委干部、镇政府领导、治安大队队员怎么敲门,父亲就是不愿开。直到王志和民警一起赶到,父亲才勉强从家里走出来。当时的王志刻意没有穿防护服,只戴了一个口罩。

在门外走廊里,王志主动向女孩父亲伸手示好。“你好,我们见过面。”“这不好吧,这种时候还是不要握手了。”此时这位父亲反倒表现得谨慎起来。王志笑说:“我是专业的,我都不怕,你怕什么。”或许是感受到了善意,父亲不再疾言厉色,反倒跟王志吐起苦水。事实上,自从女孩留院观察后,父亲回到社区就已面对过周围邻居、小区住户的许多负面情绪。如今这么多人兴师动众找上门,他担心会成为整个社区流言蜚语的众矢之的。

此刻没有比人心的安定更重要的了!当天完成女孩家庭和社区楼道、地下车库等密闭空间的消毒后,王志将手头其他的流调工作安排给了组员,抓紧在社区开了一次健康教育课,把正确预防疾病和消毒的方式方法讲给居民听。

这对于正确认识疾病是奏效的,但对于消除恐惧,或许需要更漫长的过程。女孩入院后,父母进入了14天的居家隔离期。隔离期间,又发生了许多让这位父亲身心俱疲的事。如女孩的妹妹再度确诊,父亲的朋友们、两个孩子的密切接触者陆续打来电话,其中一位慌张至极,扬言要“逃跑”。还有,社区里依然弥漫着紧张的空气。

某天晚上,当王志结束手边工作准备回家时,接到女孩父亲的电话,语气低沉,情绪濒临崩溃。那个电话很长,王志最终说服了女孩父亲:“你是家中唯一顶门立户的男人,只有你坚强,这个家才坚强。你要是放弃,这个年就真的过不下去了。”女孩父亲回答:“我可以的。”

这不是一个流调员和患者的对话,而是两个成年男人之间的诚意交流。王志说,他并不想做英雄。“我们疾控人有句话,人类的健康是我们胸前最大的勋章。现在这枚勋章摘下来了,我们不过是努力想将它重新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