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管理办法》（简称《办法》），无论是网络主播，还是开设直播账号的演艺明星，其背后的经纪公司都被纳入到《办法》的管理范围。《办法》的出台，正是旨在强化对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的管理，约束表演者行为，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是文化和旅游部治理网络表演行业“娱乐至上”“流量至上”等不良风气的重要举措之一，对从事网络表演经纪活动的机构明确了准入资格、提出了经营规范、划定了行为红线。

当下“饭圈”乱象中，备受关注、也饱受争议的行为，就是演艺明星以及各类演出、网络表演经纪机构和各类网络表演、播放平台等合谋了一场场针对粉丝群体的定向收割，并由此豢养着这一畸形产业链条上的各个利益相关方，各类演出、网络表演经纪机构和各类网络表演、播放平台等深层次链条，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监管。在传统的明星制度下，对演艺明星的相关经营活动有着相对明确的要求和约束。然而，当代粉丝偶像文娱工业尚没有能够起到有效监督和规范作用的相应法律法规。正是由于这样的结构性成因，一些演出、网络表演经纪机构和网络表演、播放平台由此兴风作浪，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在演艺明星选择等最关键问题上不作为，在源头上就出现了原则性问题。

在当下的粉丝文化结构中，流量明星和广大粉丝群体之间，不仅是情感共同体，也已经结成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流量明星需要流量数据来证明自己的商业价值，从而获得更多商业演艺活动的机会；而广大粉丝群体为了扩大自己心仪的流量明星的影响力，则会使尽浑身解数来追捧他们。而这种群体性情绪恰恰很容易被资本利用，比如对于由广大粉丝组成的“饭圈”，资本会按照相关粉丝的执着和投入程度来对他们进行分级，“鼓励”他们为心仪的流量明星造势。如此的“鼓励”在无形中也让一些追星行为会因资本的无序扩张而演变成以“爱”为名的违反社会规则和道德准则的极其不当的行为，进而造成非常不良的社会影响。

可见，一方面，广大青少年应当端正追星的心态，以精神、心智的成长、独立和完善为目的，避免被资本的无序扩张所绑架和利用。另一方面，从家庭、学校到社会，都应当努力为新一代青少年提供充满包容、尊重的成长环境，充分履行各自应尽的义务，而不是简单地“甩锅”给相关企业、行业。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当前以“90后”“00后”为主体的青少年粉丝群体，是我国第一代在非常接近“原子”家庭结构中出生的一代。他们又是完全在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等新兴媒介文化环境中生长起来的“网生代”。原子化社会结构中人际关系的疏离，以及新的社会结构和媒介形态下的数字化生存所造就的“群体性孤独”，使得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迥异于既往代际的情感结构、文化经验和自我认知。

所以，对于他们而言，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侧重点恰恰在于参与感、伴生感。通过与流量明星的高频互动所形成的陪伴、共情、保护、抗争等种种情感策略，这一代人试图寻求建构一种以移动互联网为表征的新兴媒介形态下的新型青少年社交关系。只有充分理解这种深层的社会和媒介形态的结构性变化，才能更深入到当前粉丝群体价值观取向得以塑形的根源所在。也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正确引导粉丝群体的价值观，才具有现实可行性。

这就意味着相关部门需要更深刻理解当前粉丝群体的情感结构、文化经验和自我认知的结构性变化，避免管理手段、方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以及“一刀切”式的懒政，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抵制、限制、杜绝资本力量对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过度绑架、利用和投机、操纵，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规范网络文化市场秩序，提高用网治网水平，真正有效地引导广大青少年建构起积极、健康、向上的“三观”，推动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目前，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已制定了《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网络表演（直播）内容百不宜手册》《网络主播警示和复出管理规范》等既有规章制度，在演艺人员、主播、直播平台方面也都制定了行业自律规范，并进一步强化行业自律威慑力，加强信用信息在行业评先评优、市场拓展等方面的参考与应用，对列入失信名单的经纪机构可采取公开谴责、取消行业协会会员资格、开展行业联合抵制等措施。文化和旅游部接下来还将出台《关于加强演出经纪机构管理的通知》，进一步明确演出经纪机构对演艺明星经纪、粉丝引导以及演出内容安排等方面的工作职责，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在全国演出经纪人员资格考试中，进一步强化对价值导向和法规政策方面的考核。

总之，“饭圈”乱象绝不仅仅是文化领域的偶发、孤立现象，在经济增长放缓、人口出生率降低、文化保守主义兴起、全球贸易竞争加剧等大时代背景下，还将有着更为长远的社会影响。面对粉丝文化，我们应以更包容的态度和更纵深的视野，引导粉丝文化迸发出更大的创造性、更多的正能量。这既是一个长期的文化治理过程，也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对我国的文化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的一大历史挑战。孙佳山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市文联2021年度签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