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近代中国的“觉醒时代”？如何让今天的年轻人走近、铭记觉醒时代的革命先驱者？

2021年5月21日，由上海江南书院、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上海德健思固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党支部共同主办的《觉醒年代》与红色文化研讨会在浦东张江科学园举行。上海地方史志会长、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一级巡视员王依群主持会议，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上海江南书院院长熊月之，《解放日报》党委副书记周智强，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徐光寿，上海江南书院理事长羊国荣，上海德健思固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建国，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徐涛等约30人参加会议。

熊月之以“《觉醒年代》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为题开讲。他认为《觉醒时代》这部电视剧反映了时代特征上的真实，鸦片战争以来，近代史上中国有四次觉醒。第一次觉醒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第二次觉醒是甲午战争之后的戊戌变法，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第三次觉醒是八国联军侵华与《辛丑条约》的丧权辱国之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兴起，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前三次觉醒都没能拯救困境中的中国。第四次觉醒也就是《觉醒年代》所讲的觉醒。袁世凯窃夺总统大位之后，军阀混战，中华民国统治下的人民生活还要糟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上中国虽胜而辱，中国在危机面前再次觉醒。年轻人开始读新书、出国留学，使得这次觉醒的主体与之前发生变化，最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翻天覆地的革命呼声与实践，是苦难积累到一定程度所必然发生的。 熊月之表示，正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合，成就了电视剧《觉醒年代》的成功。《觉醒年代》塑造了许多鲜活的历史人物，形成很大的社会影响。

历史真实、文本真实和艺术真实是三重性的。近代中国的觉醒与巨大的苦难有直接关联。周智强发言的主题是“呼应时代课题的历史觉醒”。他表示，觉醒是个演进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几代中国人思想成果、政治成果、文化成果的集大成者。1840年之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放弃过一刻的探索，不断试错。就在此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让先进的中国人明白了科学社会主义才是救助中国的真理和办法。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五四运动是中国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演变事件。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焕然一新，中国命运从此不同。没有觉醒年代，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近代中国的伟大转折。为了我们要为了这个初心和使命继续奋斗，这是中国历史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未来的必然发展。 拍摄以建党为主要题材的影视作品，历来是一件因严肃而困难、既讲艺术又要真实的艰苦工作。

徐光寿认为，唯有真实才能永恒。43集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在时间界限上，上起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下到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创立中国共产党，展现了以陈独秀为中心的近代中国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党的诞生这段时期的澎湃往事，在还原人物真相和追求历史真实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觉醒年代》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有读者发现，甚至为真实反映当时的场景，大到一栋建筑，小到一粒纽扣都是力求真实。而对于各种人物的人物性格，也是力求贴近真实。对于主角陈独秀，虽然在身高外形上与演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在气质上却较为接近。甚至一些语言台词的运用，尤其是演说用语，都尽可能运用陈独秀的遗文资料。 

徐涛讲述了建党之前的陈独秀和上海的关系。“南陈北李”中的南、北之别，不仅是陈、李两人籍贯，更加指向的是他们俩人活动主要所在的城市。北京、上海，城市品格不同，生活氛围迥异，近代中国的“双城记”也是百年回望革命岁月，深入理解时代伟人的另一个绝佳路径。他认为陈独秀有着三段关键的上海生活的经历，这三段上海经历，也伴随着陈独秀思想从有教无类，到敬告青年，再到启发劳工、动员左派的三次跨越。上海成为了陈独秀思想每一次华丽跳跃的最佳舞台。从陈独秀的个人思想演变亦可窥见，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是历史必然的结果。 

羊国荣说，电视剧《觉醒年代》播出后他连续看了几遍。这部电视剧最大成功是激发当代许多年轻人对100年前那个时代的关注和兴趣，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王依群在研讨会主持最后小结中指出，电视剧《觉醒年代》较好地处理了几个关系，即真实和艺术的统一，信仰与情感的统一，历史与现实的统一。以艺术手法展现的历史人物而不失真实，相反，更具立体感，更可信、可敬、可亲；有远大理想抱负而不失常人情感，相反，对子女、家庭有独特的爱的表达方式，更显得有血有肉；电视剧反映的是百年前的“觉醒年代”，但它却不断地启发和激励人们，在新时代前进征程中始终保持忧患意识，牢记使命，永不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