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商号掩护党的秘密机关，周恩来称他“最可信赖”

往上海云南中路一路向北走去，位于171-173号的一幢二层小楼，是1928-193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前身为“福兴商号”。在白色恐怖的3年期间，“福兴商号”既是为党筹措经费的经济实体，又是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秘密机关。

“福兴商号”旧照

走上二楼客厅中央，一张长形木桌上摆放着墨水、账本与算盘。93年前，身穿长衫马褂的“熊老板”，曾端坐在这张桌旁，拨弄算盘，挑灯计账。作为被派往上海负责筹措经费的中央机关会计，熊瑾玎眼前的这一把算盘，“分量”不轻。

对于“老板”熊瑾玎而言，这把算盘是算账时的工具，是开会时用作掩护的道具，必要时甚至可以“保命”。而对于党员熊瑾玎而言，这把算盘则是为党筹措经费的工具，凝聚着他的信仰与心血。

1927年，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环境险恶。

次年春天，熊瑾玎从武汉来到上海，临危受命，出任中共中央秘书处会计科科长，负责筹措和管理经费。抵沪不久，他就接到一项重要任务：寻找一处合适的房屋，用以筹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机关。

在十里洋场的上海闹市，找一处秘密的党中央办公机关，并非易事。熊瑾玎发现，生黎医院紧临戏院天蟾舞台，地处闹市中心，前来看戏的观众与求医的患者络绎不绝，便于掩人耳目。房子进出方便，背后还有一条不引人注目的小弄堂，万一遇险，可及时疏散。

天蟾舞台旧照

经过反复考察后，熊瑾玎判断，这是一个险中求安的好地方。租好房子后，熊瑾玎便在门口挂起了“福兴商号”的招牌，对外声称经营湖南纱布。此后40余年，党内同志一直亲切地称他“老板”或“熊老板”。

福兴商号开业后，中央领导人大都按照当时商人的打扮来此开会。当时，熊瑾玎在客户中央的大桌子上放了一些布匹、算盘和笔墨之类的东西。万一会议中间有人进来，开会的人就会装看货议价的样子。

为了创收，熊瑾玎在开办商号期间利用自己的资金作为党费开展经营，并在福兴商号底层开办“福兴号”钱庄。与此同时，熊瑾玎还主持开办了酒店、印刷厂、织绸厂和洋货店，建立了更多的秘密联络地点，并将所有的经营收入都用来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当时，旧上海是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势力比较集中的地方，军警遍地、密探如麻。在繁华的闹市中，既要保护好党中央的秘密机关，又要管理好、利用好党的经费和经营好那么多的酒店商店，熊瑾玎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

熊瑾玎在福兴商号接待前来开会的中央领导人，外出巡视开办的酒店商店，或者与工商界的人士周旋以维持必要的关系。他还要盘结中央经费和酒店商店的收入支出，经常忙到半夜。

为便于掩护，周恩来又调来一个19岁的湖南女党员朱端绶当“老板娘”，协助熊瑾玎开展工作。在朝夕相处中，两人建立了真挚的感情。后经周恩来撮合，两人变成了真正的“红色伉俪”。

朱端绶（左）熊瑾玎（右）夫妻合照

1928年至1931年，在熊瑾玎主持下，到福兴商号来开会的中央领导同志有二三十人，始终没有被敌人发觉，党中央机关的财务和开会的安全均得到保障。直到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熊瑾玎接到组织通知紧急转移，福兴商号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作为党委派至上海时期的“红色管家”，熊瑾玎善于经营，具有卓越的理财能力。早在新民学会中，熊瑾玎就提出了“要做事，就要有钱”的理念，主张创办经济实体。相关资料显示，熊瑾玎年轻时曾在湖南长沙任小学教员，结识了毛泽东，据说早期曾为地下工作筹措大量经费。

全民族抗战爆发不久，1938年1月，熊瑾玎受周恩来委派就任《新华日报》总经理，再一次当上了“老板”。作为报社的总经理，熊瑾玎先后解决了报馆的馆址问题、纸张供应问题和经费问题，并通过广交朋友，扩大统一战线，争取到了当地多个商户的秘密支持和广告业务。

在熊瑾玎的管理下，报社不仅经济收入日益增多，发行量也迅速上升到5万份，与《大公报》并驾齐驱，压倒了当时国民党的《扫荡报》和《中央日报》。在广辟财源的同时，熊瑾玎也千方百计精打细算，倡导节约开支，严格审批各项财务开支。

在这样艰苦的岁月中，熊瑾玎不仅使《新华日报》突破了国民党的经济扼杀得以维持，还为党筹措了大量经费，由此赢得了“红色管家”这一美称。周恩来曾为他亲笔手书“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尽管长期掌管大量公款，经手钱款不计其数，熊瑾玎却一生始终清贫，意志坚贞如一。熊瑾玎的女儿熊畅苏曾说过：“我父母虽然被人叫了半辈子的老板、老板娘，却没有为自己和家人攒下一分钱的积蓄。”

如今，中共六大以后党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已完成修缮并对外开放，成为上海市具有重要价值的革命史迹。每年，无数的学生团体、社会实践团体来到这儿，缅怀英烈。他们是时代的英雄，永远值得人们怀念与敬仰。

【记者手记】

走进地处上海市中心的福兴商号，三间并不宽敞的客房，凝结着熊瑾玎的生活、工作、爱情与信仰。福兴商号是党的秘密机关所在地，也是党员熊瑾玎的家。一间小小的卧室里，一张床边上，是办公用的一桌一椅。 “红色管家”熊瑾玎和他的妻子一生经手钱财无数，仍然坚守原则，两袖清风。

他们为什么在那么严峻的形势下还能经受考验？不为金钱，不为权势，而是靠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面对当时经济封锁的极端困难形势，他依然乐观向前，心向光明。他和妻子在上海工作期间都曾被捕，但他们夫妻同心、互相鼓励，狱中所作的诗句跨越了时代，感染了我这个“90后”：“我已在缧绁，君胡入网罗。艰难应共任，患难喜同过。”

斯人已逝，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赤胆忠心，值得被后人所铭记。

【人物简介】

熊瑾玎（1886—1973），湖南长沙人。1918年加入新民学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湖北省委、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并在湘鄂西苏区任工农革命政府文化部部长兼秘书长。1933年4月在上海被捕入狱，坚贞不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任《新华日报》总经理、《晋绥日报》副经理、解放区救济总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73年1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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