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明代嘉万年间的新安祁门医家徐春甫曾在《花药园记》里写到，士大夫家植花卉时，杂植药品，仓卒可以救人，如葵花可以催生止痢，菊花可以明目清心，罂粟可以止泻宁嗽，芙蓉可以消毒溃坚。所植花药，既可以清玩，亦可以捐疴，济人利物，惠而不费。明代江南士绅及富商置设园林，赏花雅集，蔚然成风。所置花木，不惟梅兰，还常杂植药品，兼及日常用药之需。不少医者亦多有雅致，也栽植花药，或专营药园。

徐春甫还专门绘有《花药园图》一幅：

徐春甫 《花药园图》

图中有杂树凉亭，亭外花卉杂陈。与一般园林图所不同的是，园中的书僮被绘为背药篓的药僮形象，医者则被强调在行医之外，对于林下之乐也不曾稍忘。卧榻、几案陈列有笔、墨、纸、砚，兼以茶具、香炉等生活用品点缀其中。与以往跣脚垢面、赴深山采药的铃医形象不同，亭中主人卧游于几榻，童子采药归来，无需远足，庭中即可。图中所传达的是卧榻凭轩，花竹掩映，清雅怡人的幽居意境。

不过翻检徐春甫著作及相关史料，未见其营建花药园的具体情形。此园是否真实存在，犹须存疑。但是绘图为景的方式，与明代文集中的绘图纪盛的习惯相合。明代中期之后，园林图绘逐渐盛行，重视文人风雅的江南吴派画家，流传了许多值得注意的画迹。明代文集中，直接题写或题跋园林图画的诗文作品超过百部以上。《花药园记》图文并茂，构造出一片理想化的花药园。无论其所绘真实与否，表达书写者对花药园生活空间的钦慕。“药园”是医者达到于日常中培养闲情逸致的方式，心境转化的凭藉。医者对花药草本的种植、清赏，将其雅化、美化，正意味着与品茗、静思等生活情趣一样，皆在于此中营造出的美感氛围。花药园消解了医者拘泥日常医疗的束缚，使其能在花木中徜徉，因想象之驰骋，举目所及，皆可陶然自醉，医者的精神生活自给自足而不假外求，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寻找静谧清雅之处，悠然自适之情油然而生。虽然医者未能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山水之中，正因举目皆妙，才能忙里偷闲，“心远地自偏”。医者虽被视为方技之列，然而因内心富足，乐园则处处皆是，亦不让于儒者。

一、花药园：上符性命之理，下从耳目之玩

草木花药，本出自然，其外观药性，经由历代的择选发现，逐步明晰。或载之诗文，或记于医书。至于花药成园，早期的文献并不多见。范晔《乐游应诏诗》中写道“崇盛归朝阙，虚寂在川岑”，乐游苑在建康（今南京）覆舟山南，晋为药圃，南朝宋时加以整修，改为乐游苑，此诗为范晔游乐苑奉诏命而作。到隋唐后，皇室中设立药园的记载渐增。隋朝皇室专设药园，太常寺统太医署令、丞，专设药园师一职。唐承隋制，在长安择良田三顷置药园，设药园师以时种莳、收采诸药。选取庶人十六以上、二十以下充药园生，业成后，补药园师。宋代皇室亦设药园师，此类药园不是单纯种植花药，而是实用药材，主要是满足皇室之用药，避免市廛之药的真伪难辨。

从隋唐诗文中所见，药园营植不限于皇室，达官显贵也渐流行植药为园、赏花赋诗了。“春园芳已遍，绿蔓杂红英。独有深山客，时来辨药名”，所写正为斯情斯景。花药混植，有药有花，与皇室药园重在实用相比，官宦之家所设似多偏于赏玩。

现存文献中描述较为详致的花药园当为崇文馆李校书的花药园，在寝门之外，环岸种药。观其景，“缥眇霞错，葱笼烟布；密叶层暎，虚根不摇；珠点夕露，金燃晓光；而后花发五色，色带深浅，藂生一香，香有近远，色若锦绣，酷如芝兰，动皆袭人，静则夺目”；得其用，“至若上苗可食，下体兼采；子入菰饭，华杂蒲葅。既甘平而性寒，又辛温而执热；癖除而不为去传，风愈而安知”；游其间，“风生白蘋，日映丹浦，披摇靃霏，则花飞镜中”，“上符性命之理，下从耳目之玩”。既得美景，又可实用，生活其间，修身养性，自得其乐。其叙述中既可见到极丰富的花药物性知识，也体现出一种陶醉自然、脱离俗世的审美意境。

官家药园多规模宏大，品类繁多，更与宫室之美、园林之胜相应。文人雅士自植药园，则不求大观，只求读书赏花之乐，贵在闲适自得。南宋钟璇不溺于名利，放浪渔钓间，筑室梅里，所居多莳香草，自号药圃，隐居闭户者二十年。参知政事范成大等尝荐之于朝，不报，卒年五十二。有药园藁山中录，续孔白帖，秦汉以来钟鼎奇字藏于家。时人读书修身养性之所，也常常“几案图书花药”相陈列，为“幽人逸士之居者”。迨至元末，药园仍然是山人雅致之表征，“东胶山人不出村，南州高士之裔孙。十年曾作蝼蚁梦，四壁祇有莓苔痕。松分女萝补茅屋，磵引乳泉浇药园。别来几度屋梁月，颜色宛然清且温”。此外，药园也为道士修炼，延年益寿之所。泰山药园在岳东南，世传有修真之土，种药于此。药园品赏与日常生活相联结，也体现出药园主人的性格志趣。 

文人高士之中，种药最为知名的，莫过于南宋大儒谢伋。谢伋之父谢克家在绍兴年间曾为参知政事。绍兴八年（1138），秦桧复相之后，谢伋辞官隐居浙江台州黄岩。俸入至薄，“居不敢近州县，食不敢饱梁肉”，于是在穷僻处辟地为园，“以为草木诸菓物皆药也，总而名之曰药园”。谢伋显然精通花品药理，称为药学家亦不为过。其园中植有芝、术、黄精、薏苡等药材。药园为其会友唱和提供了一方天地，他仿庐山慧远等结白莲社的模式，与曾惇等士人唱和，“红药高吟须小谢，白莲胜社得遗民”。园不在大，鸿儒往来，名动士林。朱熹年青时曾专为谢伋药园题诗二首，一曰：“谢公种药地，窈窕青山阿。青山固不群，花药亦婆娑。一掇召冲气，三掇散沉疴。先生澹无事，端居味天和。老木百年姿，对立方嵯峨。持此供日夕，不乐复如何？”二曰：“小儒忝师训，迷谬失其方；一为狂瘖病，望道空茫茫。颇闻东山园，芝朮缘高冈；瘖聋百不治，效在一探囊。再拜药园翁，何以起膏肓？”谢伋为程门四先生之一，上蔡学派谢良佐的从孙，朱熹之父朱松也曾得到谢伋父亲谢克家的荐举。谢伋种药自养，澹泊端居，远离官场，但其品性学问，仍远播士林。朱熹在拜见谢伋之后，自觉心中迷谬得方，瘖聋得治。在朱熹追求学问的道路上，谢伋的处世之道，显然对他大有影响。朱熹自称小儒受训，对药园翁的感佩之情，溢于言表。

至明朝，江南经济繁庶，达官显贵、富商大贾、文人墨客竞相造园，“故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营治一园”。水网密集，物产繁茂，优渥的自然条件适宜植物花卉的生长，可供园林选择的物种繁多。士大夫“不置田园，置花园”，才有隙地，便种花竹，别营一院，楼台花木，营植园林，已成为士大夫的一种审美潮流和生活情趣。长洲王穉登（1535-1612）在《寄畅园记》品园林之景，称园之胜“最在泉，其次石，次竹木花药果蔬，又次堂榭楼台池籞”。泉石楼台胜在空间的营造，而园林的鲜活灵动，则在花木果蔬，花药也是园林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太仓王世贞（1526-1590）政坛失意后，晚年近二十多年时间在弇山园中度过，弇山园成为其隐居怡情之所。所著《弇山园记》载竹木卉草香药之类，不可以勾股计，弇山园宜花、宜月、宜雪、宜雨、宜风、宜暑，隐居其中，勿需远游，可欣赏四季之景。苏州文震孟（1574-1636）曾得袁氏醉颖堂，特意改名为药圃，后被姜埰于顺治年间购得，并作《颐圃记》，“地僻柴门静，天寒树色迟，药栏添处处，岸柳插枝枝”。此园后更名为艺圃，至今留存。

园林品赏成为一种明显的社会风尚，发展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文雅生活形态，演化成为一种特别的社会文化现象。花木果蔬，既是营造园林空间的元素，也是欣赏吟唱的对象。花药为园，虽不是主流，无论杂植还是专营，都体现出独特的生活意境。

二、清玩与捐疴

就现存文献观察，明代以前，药园多为皇室、士绅及文士所设，花药园虽具药用价值，但犹如花园、园林之别类，工于精巧，讲究雅趣。明代江南医者多向儒，在生活及审美上讲究医道与儒风的融会。医者种植药园的记载，渐散见于诗文之中，而营植者之身份，也可窥见解析。

明代太医院医官多出江南，尤其是明初朱震亨的弟子金华戴思恭事明太祖接掌太医院，其再传弟子吴江盛寅受宠任于太宗、宣宗，江南宫廷医者盛极一世。顾颙为宣德年间太医，退仕后，如一般乡绅无异，在家构园，怡养天年。所构建的南园草堂，在和嘉桥西。园中杂植蔬菜药品，春花烂熳，秋实离离。如谢灵运之庐园，置身于南园，既与市喧相远，可疗尘俗之病，又可执袵采药，与贤士笑谈其间。所不同的是，顾颙还贮药草堂，济贫病，喣饥羸，刻医方，修医书，惠济民众。明代朝廷对医学救济和教育的日益漠视，由民间主持的医药救助事业逐渐弥补了这个缺陷，医药上的危机，特别是日益频繁的瘟疫，常由乡贤作为慈善家，为了家乡的利益而工作。顾颙作为退仕太医，应当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构园，发挥其医者特长，贮药草堂，救饥贫寒。时人为其所作园记中特意强调顾颙儒雅的风范，为人颕悟卓越，猎经史，弹琴写竹，有声于缙绅间。其志向不只是庐园养痾，更是有范仲淹之志，希望“以身之忧乐推于人”。

相似医者药园屡有记载。在黄仲昭（1435-1508）《题冯医士药园幽趣卷和陆修撰鼎仪先生韵》中，描述了冯医士药园的景致：“数亩幽居深复深，逶迤一径入云林。开园特傍青山麓，引水遥从碧涧浔。市远不闻来俗驾，心闲宁复梦朝簪。篱边带雨朝移菊，垄上锄云晚种芩。旧植杏林多结子，新培橘树渐成阴。清香绕舍微风动，翠影翻阶霁月临。功效似能回造化，刀圭亦足已呻吟。但令枯槁阳春转，肯受寻常世利侵。医国不殊秦缓手，济时还契葛洪心。笑予俗病几成癖，欲借仙源一洗襟。”药园不仅有清新自然的景色，还有造化济时的功效。《嘉善县志》所载药圃，在嘉善城南，为明袁仁家居八景之一。袁仁精于医，园中植药草三十余种，有“无穷活人意，带月自耕犁”之句。袁氏药园风景独特，亦引高朋满座。晨夕，则与良朋胜友聚会其中，赋诗唱和，“客至则对酒赋诗，评花咏月，陶然有忘世之趣。”袁氏药圃既具园林之胜，又有药香飘逸，文人雅士聚集，唱和其间。若结合袁氏弃儒行医的家族史，或正是其后辈所求的复兴盛况。袁氏元末时尚家资饶富，“靖难之变”时受牵连而被抄家，袁顺及之后的几代人都被禁止参加科举考试，为了生存，袁家的子孙选择了行医，医虽为“贱业”，但“可以藏身，可以晦名，可以济人，可以养亲”。所谓“择术于诸艺中，惟医近仁，习之可以资生而养家，可以施惠而济众”。袁氏家族不得已由儒入医，谋身安命，沿传四代。至袁黄之时，终于改命成功，重归仕途。袁黄之后，后人基本上弃医归儒，不复有习医者。袁氏以富厚之家资，建园林，种药圃，会佳友，生活意态多有超逸于现实之意味。通过这种带有精英性的赏玩文化，使得袁氏与一般医者相区隔，维系了其文化家族的身份品位。

文中开篇提及的徐春甫对于花药园的设计和臆想，则充分体现了儒医在营植花药园上的雅致品味和文化思考。《花药园记》收于徐春甫编纂的《古今医统大全》之中，此书受到名公巨卿的推崇，“会百家之异同，接轩岐之正脉，虽谓此书之外无医可也。昔仲尼集群圣之大成，朱子集诸儒之大成，若徐君亦可谓集医家之大成矣”。徐春甫幼习儒、攻举子业。二十岁左右，拜邑里名医汪宦学医。嘉靖三十七年（1559）入“太医之官”，始任太医院吏目。这期间陆续编纂《古今医统大全》，同时编集《医学捷径六书》，又成立“一体堂宅仁医会”。《古今医统大全》是一部集医经、方药、本草、科普知识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医学全书。全书100卷，其中《通用诸方》记载了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经方、验方以及生活常识，《花药园记》则精选介绍了30多种易栽易种的常用家用日常花草植物：紫苏、萱花、玉簪花、葵花、菊花、芙蓉花、罂粟花、百合花、百部、草决明、小茴香、川芎、蕲艾、泽兰叶、虎掌草、慎火草、地肤草、莲花、千瓣石榴花、紫威花、鸡冠花、石菖蒲、芸草、枸杞、白扁豆、黄精、商陆、地黄、生姜、薯蓣、牛膝。这些花类植物既具观赏价值又有药用价值，融庭院经济与养生保健于一体，独具特色。千瓣石榴花“家庭种植，最宜供玩，有明目之祥，五月五日戴之，一岁无暗目之病”，“其花瓣塞鼻中止衂”；萱花“以其根磨醋服，立止心痛，嫩叶可作菜食，利胸膈，消痞闷”；玉簪花“其根捣汁，吞入喉，治骨哽”；芙蓉花“其叶鲜捣，敷金疮肿毒，即时消散”；罂粟花“栗子或壳作散，或入汤用，止久泻久嗽，其效如神”；慎火草“将茎叶烂捣，敷火丹、赤游、火疹极效”；川芎“叶名蘼芜，清香可爱。”《花药园记》还列举了与日用生活密切相关的功用，如：百部“取其汁浣衣，自然洁白，胜用皂角碱水之类，仍不生虱子为佳”；泽兰叶“头发炽结，有此草可解”；地肤草“霜后叶调，枝梗可为扫帚”；芸草“古人用以收书，不生蠹鱼”等等。《花药园记》不仅描述了徐春甫对花药园的设计，还是简明得要的花药种植、制作及使用指南。

一般人家，房前屋后，植药种花，可为点缀。但如药园营建，耗费巨大，非一般平常人家可设。如具规模，药园产出也可入市，才具有较好的经济价值。《红楼梦》大观园里，所植佳木藤萝、奇花异草，种类繁多。但是所费不赀，“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你算算那一注共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两年再一回省亲，只怕就精穷了”。而花园杂植药品，则能稍减轻花园经营之费用。《红楼梦》第56回，李纨忙笑道：“蘅芜苑里更利害，如今香料铺，并大市大庙卖的各处香料香草儿，都不是这些东西，算起来比别的利息更大。怡红院别说别的，单只说春夏天二季玫瑰花，共下多少花朵，还有一带篱笆上蔷薇、月季、宝相、金银藤：单这没要紧的草花，干了卖到茶叶铺、药铺去，也值几个钱。”薛宝钗自幼服用的“冷香丸”由白牡丹、白荷、白芙蓉、白梅等四种名花之蕊合成。不过即使贾府也很难支撑大观园的经营。余英时曾指出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两个鲜明对比的世界，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即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柯律格认为园林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没有被限定于单一领域，它们不仅是昂贵的不动产，也是具有建筑学和美学意义的人工产品。徐春圃所绘花药园图，恰好表达了一位儒医交融着理想与现实的想像图景。

三、物性与花品

花药为园，种药品花，是文人雅趣的扩展，也是医者自适的园地。但文人品赏与医者鉴析，既有相关，又有不同。

历来文人诗文，花开花落，是历久弥新的主题。明清文士赏花，多重其花开百样的颜色，错落有致的景观，由景入眼入心，入画入诗。文震亨的《长物志》，分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位置、衣饰、舟车、蔬果、香茗十二类。文震亨为文征明（1470-1559）的曾孙，文家世代为造园高手，文征明曾参与设计拙政园、紫芝园。文震亨也曾为自己建造药圃香草垞，其《花木》篇当是其园居生活体验与造园实践的经验之谈。《长物志》所载“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即生活日用中的非必需品，不是为了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求，而是借此表达别具一格的雅趣。“吴中菊盛时，好事家必取数百本，五色相间，高下次列，以供赏玩，此以夸富贵容则可。若真能赏花者，必觅异种，用古盆盎植一枝两枝，茎挺而秀，叶密而肥，至花发时，置几榻间，坐卧把玩，乃为得花之性情。”日常之花木，无不充满了审美的情趣。花木之赏，与文人的器物闲玩相映成趣。晚明时期，赏玩花木清玩的小品文大量涌现，除《长物志》外，还有高濂《遵生八笺》、屠隆（1543-1605）《考槃余事》、袁宏道（1568-1610）《瓶史》等等。

文征明《槐雨亭》

文人赏花，惯以雅、俗区分。张翊在《花经》中对71种花木加以划分等级，从“一品九命”至“九品一命”，共九品九命。九品九命之说将花与世俗的功名相比照，花如人，亦分三六九等。明人高濂著《遵生八笺》则将花分为三品，其说与之相似。上乘高品，若幽兰、建兰、蕙兰、朱兰、白山丹、黄山丹、剪秋罗等三十余种，“色态幽闲，丰标雅淡，可堪盆架高斋，日共琴书清赏者也”。中乘妙品，若百合花、五色戎葵、白鸡冠、矮鸡冠、洒金凤仙花、四面莲、迎春花、金雀、素馨、山矾、红山丹、白花荪等近八十种，“香色间繁，丰采各半。要皆栏槛春风，共逞四时妆点者也”。下乘具品，如金丝桃、鼓子花、秋牡丹、缠枝牡丹、四季小白花等三十余种，“铅华粗具，姿度未闲，置之篱落池头，可填花林疏缺者也”。花品划分，主要是根据颜色、物性与喜好，是极为主观的判断。即使同一种花，依据其颜色、形状，不同类型也位列不同品级。各种药花列入下乘具品，所评不高。

文士赏花，更重观感，医者植花药，更为关注其物性本身。徐春甫《花药园记》中谈及，白扁豆“清明前取水浸豆，将发芽下土种之，白者良。煮食止泻理胃，花煎汤服，解宿酲”；百合花“春取根，大者擘瓣，五寸地一科种之。先掘深五六寸，着鸡粪一层，次加土，然后以瓣安土上，盖之。二三月锄之，灌清粪，逾二年如盏大，煮熟食之，补人”。还专门提出了种菊花的六要：一要向阳；二要高其畦，宽其沟；三要治其苗，用小竹扦立其傍，以草宽缚之，其茎不曲；四要培乾土于久雨，防烂其根；五要削傍枝以植正幹；六要朝灌清水以灌其根，而后用粪浇培以厚本。

《花药园记》所载药花，也部分收录于《长物志》及《高子草花三品》，但大多难列于上品，甚至有些药品的种植在风雅之士视为恶俗。《长物志》论及“豆棚菜圃山家风味，固自不恶，然必辟隙地数顷，别为一区。若扵庭除种植，便非韵事，更有石磉木柱架缚精整者，愈入恶道。”《长物志》对于种菊，也提出六要二防之法：谓胎养、土宜、扶植、雨旸、修葺、灌溉，防虫、及雀作窠时,必来摘叶。但又称此等种植之事，“皆园丁所宜知，又非吾辈事也”。花开百色，物各有用，文士与医者记述各有侧重。

正统士人对其他阶层的附庸风雅之举不以为然。松江士人范濂曾抨击世风：“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蓄盆鱼杂卉，内列细棹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 柯律格曾论及：“由物来表达社会区隔，在不同层次的士绅精英中最为严重，因为他们强调要与可能最相近的威胁保持距离的需求最为迫切。”巫仁恕指出晚明以来大量出现的园林建筑，其实是一种社会风尚下的产物，为的是夸示身分、炫耀财富与成就。从《园林记》及有关园林文本的书写可以看到，通过园林所举行的文艺活动，或者园林装饰、收藏与展示，企图构建他们理想的“文人化园林”。然而对于向慕摹仿者而言，实际上寄托着其内心对于文化和社会身份的期待。明中期以来，相随于科举上升的困难，社会上多有积滞于基层的士人，他们以儒入医，但向慕儒者之风雅。在医者画像中，“其貌清癯，心存仁术，志好儒书”已成为其时医者推崇的理想形象。《花药园记》对于医者卧游花药园的想象，实际上传达了医者对于精致优雅、艺术化日常生活方式的向往。

不过明代中后期，日用书籍的大量出版，对各类知识的归类整理，也促进了鉴赏文化与药用知识的合流，王象晋《二如亭群芳谱》所载花谱，兼具种植、制用、疗冶、典故、丽藻，期“与同志者共焉，相与怡情，相与育物，相与阜财用而厚民生。即不敢谓调二气，冶万有，其于天地之大生广生，未必无小补。”。嘉兴王路所撰《花史左编》分列花之品、花之寄、花之名、花之辨、花之候、花之瑞、花之妖、花之宜、花之情、花之味、花之荣、花之辱、花之忌、花之运、花之梦、花之事、花之人、花之证、花之妒、花之兀、花之药、花之毒、花之似、花之变、花之友、花之尘、花之器。在知识博览风气之下，对于花卉的探讨，也兼及物性与品性。

医者积极参与花药的赏玩，试图分享文人文化，尤其是以儒入医者，更藉此以寄托身心。文人以品第以别雅俗，以区隔其他阶层，然而花药园也为士人提供赏玩之场所。花与药，儒与医，花药园的营建与品赏也体现出儒与医之间微妙的关系。

结语

明代伴随江南园林之盛与造园学的兴起，花卉生产技术、花卉市场得到很大的提升，花卉种植成为重要产业。士大夫及富豪对花卉的品赏与追求兴致达于空前，节序赏花、花会雅集，成为江南上层阶层的重要休闲活动。此种风气亦蔓延于医者群体，有医者不仅种植花药，营设药园，也聚友雅集，绘图纪盛。

花药园以药为花，又以花入药，其物性与花品，既受儒医珍视，也为文人吟咏。士大夫园林植花药，反映药学知识的普及和花药应用的日常化。儒医所设花药园虽在规模、精巧上难与江南名园相较，但更重物性药理，讲求审美与实用融合，别具一番趣味。徐春圃于医书之中专论花药，虽说与其对花药的欣赏态度有关，但也是合于这一趋势的。

医者赏花药，迹同文人赏花木，是其文化身份与职业身份的外在显化。同时，与士大夫园林雅集之风呼应，显示出对于医道儒风的认同和生活意境的营造。花药园静卧，舍去了深山老林、跣足劳碌的粗粝风气，显出了医者儒雅清正、超凡脱俗的独有风骨。种花植药，一则清玩，次则捐疴，惠而不费，济人利物。医者品玩花药与儒者焚香煮茗、临帖作画、赏鉴摹古等文人闲赏生活项目并列，成为医者美感生活经营的要项。花药园的方寸世界里，医者既有儒者的雅趣，又维持了医者的身份，不仅带来了心灵的愉悦，还可以帮助辨别药理，有助生计。花药入市，也是一种兼具药理与审美的日常商品。花之为花难免有别，花之为药则物尽其用。较之文人的花品雅俗之鉴，又更显实用与公道。

池上英子在研究德川时代的日本时，指出成熟的市场网络和蓬勃的出版业的产物，促成了跨阶级和跨地域的人际网络所形成的社会空间，提出了所谓“审美的网络”(aesthetic networks)的概念，而这种网络的维系在于能否能遵循既定的、优雅的礼仪，同时能否欣赏优美的诗文与艺术。在16-18世纪，不独明清中国，在亚洲乃至欧洲，商品交流的极大丰富，社会风雅的审美情趣，也促使了花卉本草药园的兴盛。在花药知识的构建与传播中，儒医发挥着重要作用。儒医通过花药的著述及植园绘图等行为，充实了花药审美的时尚和药用价值。儒医的花药园，不仅给自己一方别样天地，还融合了实用药理、药香美感和诗文意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医药审美的社会化、日常化意义。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明清江南儒医研究”(16BZS052）阶段性成果。论文首发于《史林》2020年第6期，作者对原文做了改写，澎湃新闻经授权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