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明显的结婚率下滑、离婚率攀升以及初婚年龄推迟的趋势。

哪些因素影响了国人的婚姻观？全国政协委员徐丛剑在“倡导正确婚育观，保障社会大健康”的提案中分析，一方面是年轻人观念在变，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他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逐渐提升，追求自由、强调独立人格的年轻人，对婚姻的必要性持保留态度；另一方面，城市中涌现出大量大龄高知女性，“高不成低不就”加剧“高知低婚”现象；此外，房产购置、房贷压力、赡养责任等随婚姻而至的成本，也在无形中阻碍了婚姻的缔结，而人口的高迁徙率以及对离婚包容度的提高又使得离婚率同步升高。

徐丛剑发现，与婚姻观的变化相对应，国人的生育状况也面临很大变化。

一项由国家卫健委牵头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显示，初婚初育年龄推迟对总生育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由于初育年龄普遍推迟，一孩生育率明显偏低，进而影响二孩乃至更高孩次的生育推迟，从而降低了总生育率。”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上年减少58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是2000年至今的最低值。

生育率降低的背后，首先是“不想生”。这既有来自女性自身的原因，即一些女性认为生育规划与个人职业规划难以平衡，生育后职业被动边缘化的风险大大增加；也有夫妻双方出于对生活品质的考虑，共同决定暂不考虑生育。

其次是“不敢生”。由于现代育儿意味着高昂的抚养、教育支出以及大量时间精力的耗费，很多夫妻对于生育望而却步；随着女性生育待遇的提升（包括生育金、生育假等），用人单位的用人成本上升，更容易导致职场性别歧视的发生，这进一步降低了更多女性的婚育意愿；生育后的托幼服务、入学后的子女接送等照料负担也使双职工家庭面临“想生而不敢生”的尴尬。

此外，“生不出”“生不好”同样较为常见。初育推迟率的升高导致高龄孕育现象日益普遍，高龄本身就会大大降低妊娠的成功率，成功受孕后的健康问题也不容小觑：除母体出现一系列高危妊娠并发症的风险大大增加外，还直接导致出生缺陷率增加，“生不好”又会对整体人口素质产生不可逆的影响。

考虑到当前的“中国式婚育”将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徐丛剑提出了4条建议：

一是实现生育保险社会化、政府化，降低用人单位压力。“减少企业在生育保险上的压力，降低企业对于聘用女性职工的顾虑。当政府及社会更多地承担起生育保险的责任，才能真正实现就业和生育并举，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

二是健全生育保障机制，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在具体落实中，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提升当代青年的社会责任感及社会担当；进一步完善家庭福利政策、深化妇幼保障以鼓励生育；进一步完善生育保障体系，建立托儿服务体系，减轻家庭负担；加大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为家庭育儿提供经济和服务支持。

三是普及生殖健康理念，完善安全救助体系。通过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来保障生育安全，促进优生优育；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帮助有生育困难的家庭；积极构建危重孕妇和新生儿紧急抢救的安全援助体系，促进生殖健康。

四是加强适龄婚育观宣传，促进社会大健康。通过加大宣传力度，让适龄生育的观念深入人心，让更多的适龄青年“想生、能生、生得好”，从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面形成维护和促进社会大健康的强大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