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丽萍的办公桌上总是放着最新的报刊杂志。这位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法务官，作为市人大代表，始终开启着收集、关注民生议题的“雷达”。“履职不仅是责任，也是兴趣，是我生活的重要一部分。”她是公司律师，也是法院特邀监督员、道路观察员、乡土调研员，从城市街巷到田间地头，一直“破圈”“跨界”地捕捉问题。今年两会期间，她向提交了农民集中居住、宅基地建设等方面的建议。

疫情防控下的紧急提议

员工在外出差感染了新冠病毒，算不算工伤？早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童丽萍便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她和法务团队搜索国家和地方的工伤保险条例及政策，发现缺乏明确规定，主管部门也难以认定。

“这个问题事关整体防疫抗疫的保障、企业的复工复产，应当有个指导意见。”童丽萍马上着手准备，很快向人大建议：将受单位派遣出差到疫区或在本岗位履职期间染疫的认定为工伤。不久，上海市总工会的工会成员医药费报销政策推出，有效减轻了员工和企业的负担。2月初，口罩等防疫物资一度紧缺，作为致公党副主委，她又向建言，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实施网上预约，居民就近领取，从而减轻居委会负担、减少人员聚集。

进入4月，疫情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南京路步行街上，餐饮、婚庆、旅游的消费纠纷不断。作为上海市高院的特邀监督员，童丽萍又到黄浦区法院南京东路商圈巡回审判调解工作站参与工作。在她看来，疫情是突发事件，消费者和经营者双方都蒙受了损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化解消费纠纷必须在消费者权益保护与商家健康发展之间寻求平衡点。

道路观察员眼中的城市温度

特大城市道路资源有限，道交管理直接影响百姓出行，童丽萍乐意走街串巷，以一名道路观察员的身份查找问题。

她曾驱车途经徐汇区钦江路。“这条1.5公里的小路上，几乎每个路口都有一排探头，是否真的必要？” “稍微压线就被电子警察抓拍，罚款是否合理？”为此，她开始梳理上海关于违法检测系统的规范，提出5个建议，如加强网上申诉平台、加强数据分析研究、客观评估探头设置的必要性、优化管理规则和处罚尺度。市公安局采纳了她的建议，表示将结合“一网通办”工作，积极推进网上申辩渠道，将传统线下申辩向线上申辩引导；通过“电子警察”布局调整，改进、完善和优化执法管理工作等。

这样“贴肉”的观察自2015开始持续多年。她曾与其他代表一道专门骑共享单车展开“慢行交通环境”建设的专题调研。“如何平衡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各方的道路使用权益？中心城区禁非道路应该如何合理调整？”她与公安部门建立一个名为“城市温度”的法律监督微信群，时不时会出现她的发问。

转型成为乡土调研员

不满足于观察城市街头，童丽萍开始转向田间地头，聚焦乡村问题。

作为闵行区选出的人大代表，去年11月，她在与对口联络的马桥镇社区村民交谈中，话题不约而同地聚焦集中居住政策。童丽萍了解到《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实施后，村民对产证办理、规划衔接、非农户口的宅基地权益以及修建方面有不少意见，其中“既有实践上的规范性问题，也有法律解释口径的问题”。她认为，推进集中居住是桩好事，是将农村土地、空间等存量资源盘活，对于乡村振兴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作为一个引导性的政策，要让老百姓看到好的政策配套机制。

今年两会期间，童丽萍将调研成果汇总，于1月23日向人大提交了加快农民集中居住进程的建议，同时与其他12名人大代表联名提交一份议案，呼吁对上海农村村民建房工作进行专项监督。“2021年上海的乡村还要完成32个乡村示范村建设，推进1.27万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希望我们的建议能帮助农民获益。”

“破圈跨界才能让建议更有力。”履职8年来，童丽萍从人大会议期间和闭会期间的各项专题调研、座谈和交流活动中，收获了所需的支撑性信息。无论是疫情下的他人遭遇，还是切身的道路观察，亦或是踏入完全陌生的乡村问题，童丽萍都运用法治思维提出一份份建议，而日常主动的走街串巷、寻访调研，让她既了解民生热点，又加强自我学习，提出的建议接了地气、有了温度、经得起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