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记者李欢、刘晓晶1月22日报道：最近，职场猝死新闻引发关注，舆论将其原因归于“过劳”。职场中，究竟什么算“过劳”，如何认定因“过劳”造成的伤害再次成为焦点。

在即将召开的上海“两会”上，劳动法专家、市政协委员陆敬波递交了一份《关于有效规制超时加班问题的建议》的提案。他提出，学界需要充分论证“过劳”概念，建立科学的“过劳” 认定体系和标准，通过立法确认相关责任归属。同时，在全社会倡导正确的奋斗观。

这份提案中列出了国家统计局2020年12月公布的最新数据：2020年11月份，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 46.9 小时。在某些行业，加班普遍制度化和严重超时化。比如，强制施行 996/995 的工作制度在头部互联网企业比较普遍。

“某些企业管理者对崇拜勤劳与自我奉献过度推崇，形成一种即便无班可加、也不及时回家的‘畸形’企业文化。”陆敬波直言，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企业与职工都面临着高昂的经营成本或生活成本，很多企业不得不依赖“减员 增效”的方式降低运营成本，职工自然就承担了更大的工作压力，同时职工本身也为应对住房、育儿等经济压力甘愿勇挑重担，使得超时加班成为一种“你情我愿”。 

市政协委员陆敬波接受东方网记者采访。

“让员工以短跑的速度长跑，可以想见对后续发展不利。”陆敬波表示，国家倡导高质量发展，企业也是一样。要想方设法实现高质量发展，不能靠工作时间的累加和对员工健康的消耗，而是要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在科技上创新，才能摆脱内卷化这种不良倾向。 

对此，他建议相关部门加强执法，同时，在全社会倡导弘扬一种正确的奋斗观。

“很多企业把‘过度加班’冠之以奋斗的名义，奋斗是时代的主旋律，但是要明确，奋斗和关爱要兼顾，奋斗和法治要并重。”陆敬波说。

而对于“过劳”，陆敬波接受东方网采访时表示，“过劳”一词是日本“舶来品”，在我国尚未有法律上的“过劳”概念，缺乏医学判定和标准。由此引发的健康问题要认定，往往采用与之最接近的“认定工伤“，然而，绝大多数“过劳”案件难以被认定为工伤。

陆敬波在提案中建议完善现有工时制度，对于难以认定为加班的待命时间，也应设定上限，防止对劳动者健康产生危害。

对于完善“过劳”引发的人身健康损害预防规制，他建议借鉴日本应对“过劳死”问题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加强对“过劳”的医学研究，明确“过劳”的概念，建立科学的“过劳” 认定体系和标准，通过立法确认相关责任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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