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制图：冯晓瑜

SCI收录的期刊主要来自使用英语的发达国家。《细胞研究》作为一本中国本土办的英文期刊，能够用15年时间完成从2到20的跨越，在9000多种SCI期刊中，获得该学科领域排名世界第七、亚太第一的影响因子，实属不易。《细胞研究》的成功突围足以说明，即使在美英主导的科技期刊领域，中国学术杂志也有可能进入“高影响力阵营”。

加快培育一批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地位相匹配的世界一流期刊，关键在于“两条腿走路”，即坚持国际化与本土化并重。一方面，融入国际主流学术评价体系，在“借势”上做文章。另一方面，要加快建设有竞争力的本土化学术评价体系。做大做强科技期刊，引导本国科学家将优秀科研成果率先发表在本土期刊上，夯实中国科技创新软实力，事关长远和未来。

上海在中国出版业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上海科技期刊要乘势而上，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在版权输出、海外发行、版权引进等领域进行更多试点和探索，更好促进上海科技期刊“走出去” “走进去” “走上去”。

科技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是国家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据国际权威机构科睿唯安近期发布的2019年度《期刊引证报告》（JCR），处于国内领跑位置的上海科技期刊，在国际学术期刊界树立起了令人瞩目的“中国标杆”。

近年来，随着我国科研实力迅猛提升和科技强国战略深入实施，为我国加快培育世界一流期刊提供了难得机遇。加快培育一批与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地位相匹配的世界一流期刊，对于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意义重大。

以增强原创力和服务科创能力，进一步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为目标，上海正以顶层设计为抓手，加快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在国际科技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形势下，上海布局这一重要领域有何深意？本报记者昨天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江晓原。

谈影响因子创新高：

发展中国家创办英文学术期刊，影响因子破20实属不易

文汇报：诞生于上海的《细胞研究》，今年SCI影响因子达到20.507，这是我国自主创办的本土科技期刊影响因子首次突破20，在本学科领域排名世界第七、亚太第一。您认为这一成绩在中国科技期刊界是否具有标杆意义？

江晓原：首先应该对于SCI（科学引文索引）有个全面的认识。它是由美国私营商业公司“科学信息研究所”的尤金·加菲尔德于1957年在美国创办的科学引文数据库。经过几十年的数据积累，它是目前世界上最主要的论文索引数据库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SCI收录的期刊主要来自使用英语的发达国家，美英两国SCI期刊合计5000余种，占比超过全球一半。非英语西方国家、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办的学术期刊，并不在SCI的主要关注范围之内。《细胞研究》作为一本中国本土办的英文期刊，能够用15年时间完成从2到20的跨越，在9000多种SCI期刊中获得如此高的影响因子，实属不易。

对于中国科技期刊界而言，《细胞研究》的成功突围足以说明，即使在美英主导的科技期刊领域，中国学术杂志也有可能进入“高影响力阵营”。如果我们关注一下SCI排名前20的杂志，会发现其影响因子最低也达到34以上，而且这一阵营基本是多年固定不变的。或许再经过若干年努力，《细胞研究》的影响因子还可进一步提升，冲入排名前20的“塔尖”区域。

文汇报：近年来，中国有相当一批科技期刊影响因子迅速提升，其中有不少出自上海。今年，中国共有九种本土学术期刊影响因子超过10，“上海原创” 期刊占据其中1/3。您认为，科技期刊“中国阵营”的崛起意味着什么？

江晓原：高水平的科学研究需要高水平的科技期刊来发表其创新成果。对于科技期刊而言，获得高影响因子固然可以视为办刊水平提升的标志之一，但同时我们不可忘了办刊的初心——为本国科技发展服务。今年2月，教育部、科技部出台《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就是给广大科研工作者提个醒：科学家应该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从这点出发，在SCI期刊体系中提升本土学术期刊在科学共同体中的认可度，是提升我国科技期刊水平的一个努力方向。但最终目的应该是，吸引越来越多本国科研工作者将优秀科研成果首先发表在国内学术期刊上，从而对中国科研形成整体的正向促动。

谈一流期刊建设：

科技创新硬实力向软实力转化，要坚持国际化与本土化并重

文汇报：目前，以SCI为主的国际学术评价体系仍占主导地位，短时间难以实现根本改观，要提高本土科技期刊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眼前可行的是不是只有一条路，即只能是跟着现行游戏规则走？

江晓原：高水平学术期刊的出现，在背后起支撑和基础作用的，实际上是国家科技创新的硬实力。从发展基础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成长最快的科研产出国，研发人员总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国际重要数据库收录我国科研论文总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如果我国科技期刊长期处于低水平发展，显然与中国科研发展水平是不相匹配的。

然而，若以SCI影响因子作为单一评价“指挥棒”，部分科研人员可能会将“做科研”等同于“做影响因子”，做研究时首先考虑如何发“高分”论文。这样可能会产生一些“不良反应”。比如，本国最新、最顶级的科研成果首发于国外期刊，推高这些杂志的影响因子，却不能及时被本国公众接触、了解和应用。长此以往，本国的学术期刊可能会陷入“缺乏优秀成果刊载—缺乏读者—更缺乏优秀成果投稿”的恶性循环。

我们必须认识到，加快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是一项事关国家发展大局和国际竞争格局的战略性工作。尤其在当今的国际关系格局下，应尽快建立起具有竞争力的本土化学术评价体系，不能一味将一流科技期刊的定义狭窄地圈定在“高影响因子”上。

文汇报：这么看来，“一条腿走路”可能并非发展中国家科技期刊“出圈”的理想模式，那么，究竟有没有可行路径呢？

江晓原：其实，出路在于“两条腿走路”，即坚持国际化与本土化并重。一方面，融入国际主流学术评价体系，在“借势”上做文章，近年来，一些国内科技期刊“借船出海”迅速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要加快建设有竞争力的本土化学术评价体系，这件事事关长远和未来。

要让我国科技创新的硬实力更多转化成我们自己的软实力。如果大批优秀论文选择率先发表在国内科技期刊上，一定会促进中国本土学术期刊的良性循环。

一个值得借鉴的例子是日本。在一些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学术领域，比如基础研究领域，日本科学家经常在国际顶尖期刊上发表论文。但在日本国内，同样有相当多的优质期刊，很多优秀的技术工程类论文会首选发在这些刊物上，而不会一味追求所有论文都要发到国外杂志上。日本也有不少SCI期刊，但这并没有引起世界瞩目。相比之下，日本获得的诺奖数量之多、工程技术能力之强，在国际上却有着过硬的口碑。

所以，我一直强调，国际化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更好服务于本国科研，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才是办好科技期刊的初心和终点。由此说来，上海的科技期刊已经在国际多个学科领域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赢得了一定的行业声誉，未来应聚焦优势和重点领域，在优化布局上下功夫。顺应世界科技发展趋势，瞄准国家重大需求，着眼上海产业发展的重点门类，围绕有需求的领域创办新刊。

谈上海未来布局：

尝试探索建立“中国版SCI”，夯实城市创新内涵

文汇报：目前，上海科技期刊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在全国位居前列。未来三到五年，上海在科技期刊发展布局上，应该有何作为？

江晓原：上海是中西文化交融交汇的前沿城市，在提升科技期刊国际竞争能力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立足优势领域，在国内率先探索发布科技期刊分级目录，形成全面客观反映期刊水平的评价标准，我认为是上海在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上最值得做的一件事。

我相信，通过政策引导，让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认可认同本土科技期刊和学术评价体系，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科研成果最先在国内期刊发表，唯此，才能从根本上增强本土化学术评价体系的国际影响力。

目前，国内在社会科学期刊领域，教育部委托南京大学建立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在学术圈具有较好的口碑。然而，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没有获得类似声誉和认可的机构评价体系存在。

实际上，SCI也仅仅从几百本期刊的索引起步，但几十年的数据积累和产品深度开发，形成了复杂的数据网络，从而极大提高了后来者的进入门槛。如果上海有机构在科技情报领域有先期积累，完全可以尝试建立“中国版SCI”，哪怕标准并不完美，但也是最符合本国利益的体系，可以让我们的科研成果、我们的科学期刊在相对公平的情况下与国外同行进行竞争。

文汇报：科技期刊是科学文化的一部分，上海正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培育与之相匹配的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是否也应成为上海城市软实力的一部分？

江晓原：我觉得是这样，而且这是上海一直以来的优势和特色。比如，《细胞研究》能够在上海成长起来，就与上海长期在生命科学领域的深厚积累有着密切关系，也与上海的国际化氛围、高端人才的集聚息息相关。一些期刊先期与国际出版平台合作的“借船出海”模式，也得益于上海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

上海在中国出版业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上海科技期刊要乘势而上，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在版权输出、海外发行、版权引进等领域进行更多试点和探索，更好促进上海科技期刊“走出去”“走进去” “走上去”。

科技期刊并不仅仅是一本刊物，它更是一个科学文化的交流平台。围绕这个平台，科学家发表成果、交流观点，还会衍生出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为城市增添独特的文化风景，夯实所在城市的创新内涵。从这个意义而言，上海应该将科技期刊作为城市文化的一张重要名片和“上海文化”品牌精心打磨，为世界一流期刊在上海更多涌现、更快成长，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