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问·逸舟谈丨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如何让人心更安全?

2020-07-13 09:38:45 作者:顾文俊 来源:周到

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安全需求仅次于生理需求。回看过去24小时的国际新闻,新冠肺炎病例在美国、印度、巴西等国均以万数新增,日本新增病例也创下解禁后的新高,最不靠谱的总统首次在公共场合戴上口罩。

除了疫情,枪击案、坠机事件、地震、洪水、风暴、骚乱也牢牢占据版面,传递着浓浓的不安。

国际关系学界把安全划分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当热战和冷战早已不再是时代的主题,形形色色的危机和冲突却仍充斥着我们的视野。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信息灵通又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如何让人心获得更大的安全?

《顾问》本期访谈嘉宾:

有别于传统意义的安全

Q顾问:这些年,中国人走出去的多了,经常听到导游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上的财物和人身安全,这里不比国内。其实,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国外很多地方没有中国安全。这种安全感更大程度上是否属于非传统安全?

A王逸舟:安全问题过去一般都是和江山社稷、领土主权、国家利益、民族生存这些大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它的主体是国家、民族或政权。为了维护传统意义上的安全,政府通常需要动用军队,以保障战场胜利,防止外敌入侵,捍卫国家主权,因此,实现传统安全的核心是军事安全。这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生存权,一个民族在世界上得以立足的资本。传统安全的形态主要表现为战场冲突、军事斗争、边界防护以及海洋岛礁争夺等等,这些安全事项都是由国家代理人来处理的,它属于高政治领域(high politics)。

非传统安全则属于低政治范畴(low politics),它是以人的安全为中心的安全,从普通人的感受出发,以普通人的感受作为标尺,比如当下的新冠疫情,就是一个最典型的非传统安全现象。在我的印象中,非传统安全这个概念在2003年非典疫情过后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重视。一场重大公共卫生危机虽然没有任何硝烟,也没有动用武器,但它带来的伤亡和损失、给社会造成的冲击波以及留下的历史回响,不亚于一场中小规模战争。目前的新冠疫情已在全球造成上千万人感染,死亡人数超过50多万,这种影响更是一般的中小规模传统战争所没有的。以往人们觉得,气候变化、极地冰盖融化、物种灭绝、国际海域渔业纠纷、小武器走私、难民安置、边界冲突、族群骚乱这些问题,会造成国家、民族、社会或者地区的一些动荡,但是再怎么说也不如世界大战、大国军事冲突、战场交火来得严重。可是,从非典到现在的新冠疫情,人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非传统安全问题处理得不好,也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的涉及面非常广,其影响之久难以估量。

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

Q 顾问:在“非典”之前,我们也曾经历过大的瘟疫、金融危机、跨国犯罪以及您列举的气候变化、物种灭绝等诸多问题,为什么2003年的“非典”成为一个节点,使得非传统安全进入中国研究界的主流议程?国际上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又是在什么时候?

A王逸舟: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阴云逐渐消散,与此同时,原来受到抑制、被压下去的很多老问题开始冒出来,比如说水资源的争夺、渔业纠纷、部落争吵。这些问题一直都存在,但当两大军事集团坐拥庞大核武库、相互虎视眈眈之时,一个小火星就有可能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这种重大军事灾难的后果有可能就是全球的毁灭。在此背景下,两大集团就像两根巨大的绳索,把兄弟国绑得结结实实,也把他们之间的小问题捂得严严实实。冷战期间的韩国和日本不会因为独岛和竹岛的叫法争论不休,当时是两极格局,所谓的红色威胁对它们来说是头等大事,小事就只能靠后。但随着冷战结束,各国间的矛盾开始浮出水面。

中国注意到非传统安全是在新世纪之初,恰恰也是中国发展最快的时期。我们加入世贸组织,大规模拓展国际经济、贸易和交流。在此过程中,新问题也开始出现了,比方说中国游客在海外的安全,大型油轮和船队在海上运输的安全。为了防止海盗,需要有舰队护航,为了打击湄公河流域的盗匪和毒枭,需要我们与周边国家举行联合军演和巡逻。这些都已经在进行当中,“非典”则是发出了一个特别强烈的信号,成为中国非传统安全诸多现象中最突出的表现。人们对于传统安全的维护有着长期的历史经验,但对非传统安全就很难保证,比如当时的“非典”来无影、去无踪,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突然出现,也不知道它怎么就突然消失,它的消失靠的不是疫苗或者某个特定的药物,后来发生在西非的埃博拉疫情同样诡异。

Q 顾问:当我们浏览每日国际新闻热点,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在场,比如呼吁大国不冲突不对抗,但占据显要位置和更大篇幅的是各色非传统安全问题,比如暴雨成灾、盗匪成群、金融危机潜伏、传染性疾病蔓延。冷战后这30年,人心的不安是否主要受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牵引?

A王逸舟:一方面,随着美苏冷战的结束,大国之间发生正面冲突、演变成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减少了,从这个意义上看,人类变得更加安全了;但另一方面,各种小战、局部冲突与其它危机增多了,而且是呈指数级的增加,人们的不安在另一个方向以另外的形态出现。当你问一个具体的个人,他可能会说,我变得更烦、更不确定了。世界究竟是变得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了?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

通常情况下,深陷于传统安全问题困扰的国家和地区无暇顾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影响,对它们来说,生存是第一要义。就以中国为例,相对二三线城市,越是在北京和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居民,对新冠病毒的危害就越容易紧张。比如上个月北京新发地出现疫情反复,虽然每天只是以个位数新增,可是人们立刻如临大敌。可见传染性疾病在全球或者地区的大规模扩散,它带来的心理压力和恐慌效应比实际的结果严重得多。其实大家都知道,每年由流感致死的人数远远多于新冠病毒,但是,新冠病毒的形态更变幻、更隐蔽,解决的手段更复杂、更多样,你不得不做好心理准备。

Q 顾问:冷战结束和中国入世是全球化得以蓬勃发展的时间点,可不可以据此认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也是全球化的产物?在全球化的视角下,怎么来看应对传统安全问题和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差异?

A王逸舟: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有更多的机遇,更大的发展,更好的享受,同时也需承受过去无法想象的麻烦。恐怖分子集结二三十号人,用几架民用客机,瞬间就摧毁了纽约世贸大厦,短时间内造成几千人死亡和几百亿美元的损失。全球化的流动让病毒无孔不入地散播,那么多机器,那么强大的武装力量,对于这种袭击的防范,如同大炮轰蚊子,拳头打跳蚤,使不上劲儿。这就是我们在面临非传统安全威胁时的窘迫和茫然。国际上把非传统安全称作non conventional security,这个英文单词本身就有变动性、不确定、充满诡异、无法掌握的含义。

再看新冠疫情肆虐下的美国,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体系、最雄厚的医疗物资,但是并没有发挥作用,原因何在?不仅和它的领导力有关,和它内部的党争有关,也和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有关。很重要的一点是,非传统安全把具体的人,把每一个公民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放到了中心的位置,它不同于传统安全更依赖国家机器,更聚焦民族形象,非传统安全关系到个体公民的自觉与自律,关系到社区的团结和物资的保障,与人心的安稳连结得更紧密。

保障非传统安全之难

Q 顾问:全球化时代的安全问题需要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合作,但是,非传统安全的清单像一个大篮子,传统安全以外的任何东西似乎都可以往里放。如何确定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轻重缓急?国际合作的开展需要跨越多大的障碍?

A王逸舟:各国对于非传统安全轻重缓急的排序不太一样。比方说中东的一些沙漠国家会把水资源的安全问题放在非传统安全序列清单中非常靠前的位置,但是对那些靠近极地的国家来说,它们可能更关心物种和冰盖的变化、资源和物产的争夺。再比方说有些国家把气候变化看成是头等大事,海平面升高一米两米,那些很小的岛国可能就不复存在,但对俄罗斯来说,气候变暖反倒有利于北部寒冷地带的开发,这个问题不会成为其非传统安全的优先选项。

非传统安全的重点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方向也有所不同。比方说在中国的西北方向,打击“三股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成为非传统安全的主要问题;在西南方向,货物走私、产毒贩毒、贩卖人口和宗派械斗是解决非传统安全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在东北方向,比较突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是非法移民的偷渡和遣返,是经济停滞造成的失业和犯罪;而在东南沿海地区,人们提到非传统安全,可能更多会想到渔业纠纷、海上大型油轮泄漏以及海盗、海啸等问题。

国际上并没有对非传统安全的概念做出统一的界定,导致在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方式方法上同样缺少共识。但可以确定的是,非传统安全更多是人的安全,是普通人更容易感受到的安全,比如难民问题、全球疫情或者是恐怖分子制造的袭击。但是,具体的标准和重视程度又涉及不同的立场。比如以色列和美国将哈马斯认定为恐怖组织,在当地阿拉伯国家看来,哈马斯领导人则是巴勒斯坦地方政府的合法官员。在里根当政时期,曼德拉曾经被西方说成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分子,但是到了克林顿时期,曼德拉却成了红地毯上的贵宾、受人尊敬的英雄。对于很多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认定,不只是双标,而是多标,这也给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增加了难度。在此框架中去观察这个扑朔迷离、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会大大加强我们对复杂变幻的国际关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