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记者熊芳雨7月11日报道：1920年中国共产党从这里启航，在近日举行的四史讲堂第三期现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原因，并向大家“安利”老渔阳里2号，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历史上，几乎没有第二幢房子可以跟它相媲美。

这些原因促成共产党“诞生”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诞生在上海？在苏智良看来，城市空间是促成中共在上海建党的必不可少的“地利”条件。从1845年英国人在外滩建立英国租界开始，上海近代城市分为“三界四方”，即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南市和闸北）。三界之间产生了政治的“缝隙”，先进知识人巧妙利用租界的缝隙作用而集聚于此，并形成了众多的革命活动空间。

“法租界中区房价便宜，李汉俊当时租下树德里石库门的价格只有每月16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而在相距不远的萨坡赛路（今淡水路）以西，租住花园洋房则每月需要支付约80元的租金”，苏智良说。

其次，上海的现代化发展迅速，生机勃勃的工业无产阶级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而发展壮大，这使得上海拥有中国工人阶级最庞大的一支队伍。

城市的发展也加快了与世界联通，上海建立各种连接外国的远洋航线，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89名由海路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乘坐的“因幡丸”邮轮在汇山码头起航。到1920年12月15日止，两年内先后有1600名中国学生从上海出发联袂留法，其中包括陈延年、陈乔年、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刘伯坚、陈毅等，这就是影响深远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世界名人也大多访问过上海，如爱因斯坦、卓别林、萧伯纳、杜威等，让新思想、新思潮得以迅速传播。

“福州路全盛时期有300家大小不等的出版公司和书店，我们耳熟能详的报刊很多都是在福州路诞生”，苏智良指出上海在近代是新文化中心，因此出版业格外发达，出版物中不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上海广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上海的世界社出版《近世界六十名人》，第一次刊登马克思肖像。由此，上海为中共建党提供了最合适的土壤。

尽可能保护上海的红色遗迹

苏智良说，老渔阳里2号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历史上，几乎没有第二幢房子可以跟它相媲美。

1920年1月陈独秀重返上海便居住在此，这里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诞生地，是《新青年》编辑部，还是第一个中译本《共产党宣言》的校对处、中共第一份党刊《共产党》的编辑部。

之后不少人都与渔阳里2号有一段缘分。1920年6月毛泽东第二次来上海，就在渔阳里2号与陈独秀畅谈马克思主义；沈雁冰也在此参与过《新青年》编辑；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在老渔阳里2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在陈独秀的周围，聚集了李汉俊、俞秀松、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李达等一批新文化运动者和早期共产主义者。陈望道后来回忆：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

1920年6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这里诞生。此后，这里又成为“一大”的筹备处和“一大”时的秘书处。中共正式成立后，中央领导在此办公，推动中国革命。

“老渔阳里2号有一点遗憾，此前因革命博物馆迟迟未成立，所以一直未被大家知晓，”苏智良这些年一直在寻找散落在上海的红色旧址，让他更为惋惜的是，一些旧址已经被拆除了。“大同幼稚园，是我党创办的第一所接收革命同志子女的幼儿园，毛岸英、毛岸青等都就读过，本来有两个园区，现在江宁路的拆掉了，只剩南昌路的了。”

延安西路420号是中共中央第一个秘密电台旧址，现在只有一块纪念牌。人民路1025号原为红色出版地上海书店，房子也消失了。任弼时故居等红色遗址也没有了。苏智良倡议，上海是初心之地，我们应该尽可能的保护上海丰富的红色遗迹，哪怕消失了，也可以通过二维码、短视频来展现这里曾经的革命经历。

据悉，“四史讲堂”系列讲座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市地方志办公室、东方网共同主办，有现场讲授与线上直播两种形式，成为市民读者学习“四史”的活跃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