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公布的《2030部队设计》标志着该军种全面转型探索的开始。其战略背景是大国竞争逐步升级：战略上，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及18年《美国国防战略》锚定了大国军事竞争，向美军转型提出了战略要求；政治上，全面升级的对抗式和泛意识形态化思维为转型提供了土壤，上月白宫《对华战略方针》无论从内容还是措辞上都是这一趋势的升级体现；科技上，美国在高新技术产业上游的防御战部署继续发力，试图扼杀新兴大国的技术崛起。

不过，战略转型必然需要在当下与未来进行取舍，而这需要其他驱动。经济上，长期脱实向虚的经济基础、泡沫化的金融环境、连年高筑的财政赤字，已使美军现代化布局出现降速甚至是个别领域的倒退；军事上，作战思想的演变、军种文化的惯性、作战体系与军种政治的滞性，都在美军大国竞争转型准备的落实中体现了当下需求。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军应对大国竞争的转型存在犹豫和踌躇，当然，这也是任何一次大转型的必然过程。

新的战略、政治和经济环境对美国大国竞争的军事准备提出了挑战，同时也提供了扔下包袱并倒逼其加速进行战略取舍的机会。新的《对华战略方针》在模仿冷战腔调时不仅继承了大量的意识形态话术，也同样接过了诸如“推回”这类战略概念衣钵。政治、经济和军事环境的改变不会完全重合，但也形成了某种合力，美军转型可能会在不同军种、作战领域和构想中加速进行。

战略底色与个人意志

在大国竞争军事准备成为美国军事重心之后，多个作战域和军兵种开始了力量调整，以地区新兴大国为假想敌、以对等大国区域冲突以及长期竞争为场景，开展了一系列转型探索。

这些方案的共同点在于：力量部署更加分散、灵活；强调深化联合，追求融合，甚至极端的长周期去军种化倾向；打通作战域；相对弱化平台，更加侧重网络；加快新技术应用。陆战队的此次转型同样具有这些特征。

同时，陆战队的转型还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大卫·伯杰2019年7月11日成为海军陆战队司令，5天后《司令规划纲要》即公布。作为对2017、18年两份安全战略文件的贯彻，伯杰不仅要将陆战队从过去二十年反恐、反“叛乱”、治安和维稳行动中解放出来，回归传统的海上远征部队角色，更要将这一角色重新塑造至另一个极端状态。纵向对比，如果计划全面实现，陆战队将不再作为持续大规模地面作战的力量；横向来说，陆战队已走在其他军种之前，率先在战略重心转移中完全放弃对冲。今年3月的《2030部队设计》要求在10年内对部队结构、装备体系、作战方式及相应训练要求进行中长期、结构化的重大调整，几乎完全瞄准印太地区的可能冲突。

为了在大国竞争军事准备与不确定风险之间进行对冲，美军在转型考虑中普遍保留了冗余，并为此付出高昂的财政、组织、人事成本以及机会成本。而未来是否能够承受这些成本是个巨大的未知数。以财政为例，特朗普政府的扩军和强军计划虽然表面看来气势逼人，但始终面临困境，虽然军费名义值不断攀高，但增速和实际值（甚至是名义值）都已出现下滑，2021年军费申请中陆战队的经费便缩减了14亿美元。

而就在伯杰主导陆战队推出激进改革方案的同时，新冠疫情对美国大国竞争军事准备造成了第一次体系性的冲击，相应的财政和金融应次生影响则可能在中长期进一步提高美军转型挑战。美国政府今年预算赤字可能超过4万亿美元，接近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0%，而上一次出现这种规模赤字还要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美国的全球金融地位在疫情之后会不会受到本质冲击，以美军标准而言，都要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

简言之，战略定位提出了转型要求，转型环境倒逼做出取舍。目前，陆战队已走在了其他各军种之前，无论选择对错与否。

目标：小而分散，散而能战

陆战队此次转型核心目标是在西太地区潜在大国冲突中获得战场发言权。在远程精确打击火力网内通过机动部署和打击能力，发挥桥头堡支撑和内线、侧翼牵制作用。

如果这一方案实现并具有可行性，将是对陆战队历史角色的一次重大改变。21世纪前20年的陆战队，由于美国在大国边缘地带的非对称作战需要被动放弃了传统技能，而这次转型则不仅是主动“回到海上”，更将其“由外而内”的传统远征角色变为“由内而外”。

自冷战结束以来，陆战队的作战力量核心一直围绕着陆空特遣部队展开。作为兼具陆、海、空力量构成的联合部队，特遣部队依赖海、空优势确保安全地进入战场和作战区域的防御（特别是防空），并以地面部队掌握大范围控制区域。新的转型认为陆战队未来无法再基于这些前提假设进行作战，传统的特遣部队无法在西太与潜在大国对手进行抗衡。

在系列兵棋推演中，西太第一岛链及争议海域的大规模部队驻守、固定基础设施以及长补给线都被认为不利于陆战队达成新的战略目标。转型目标强调小群、小分队独立作战能力，在敌军内线和侧翼吸引分散敌方部署；大规模持续地面作战的任务则完全由陆军负责。如果大国冲突发生在欧洲，这意味着陆战队失去战略和战场的发言权；但如果是在西太，影响则不大。这也进一步证明了陆战队此番加速转型所关注的便是西太地区。

因此在新的优先次序取舍中，一系列放弃了对冲的选择被做出：裁减部队规模，包括今年计划2300人，总计划削减近2万人；削减炮兵部队；裁掉主战坦克；减少大型运输装备；裁减倾转旋翼飞机和F-35B。在此基础上，节省下来的经费和调整后的部队结构将着眼于加强远程打击能力、无人平台的发开和装备，例如大幅增加HIMARS营的数量、察打一体无人机的投入等。此外，陆战队也开始进行小型登陆平台的探索。而随着小规模部队前沿分散部署成为战场重心，陆战队将更加强调一线基层指挥体系的态势感知、研判和决策，过往冗长繁复的指挥链条将被改变。

理想与现实的不确定性

像所有激进改革一样，陆战队的转型必然遇到政治、战略、财政、组织、技术、人事等诸多方面阻力。例如财政方面，经费压力虽然是倒逼美军加速军事准备战略取舍的重要因素，包括陆战队转型在内，平稳转型的前提假设还是美国整体军事开支维持在目前水平。而未来十年美国经济及金融形势尚为未知数，重现类似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所造成的强制减赤局面并非不可能。

政治方面，陆战队的转型将使美国的欧洲盟友在面对东面潜在的威胁时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自身力量，而其西太盟友在加强传统两栖作战能力的同时，却不得不重新适应“反其道而行之”的美军。无论是战略协调性还是战术互操性的难度都将增加。而美国国内，政治人物与公众的态度也很难说，他们能否接受小规模美军被置于敌方火力打击范围以内，并以此为常规部署和作战模式？

不过，即便假设美军能够克服这些阻力，转型本身的合理性也同样存在不确定性。在任务能力方面，新方案体现了转变的决心，但放弃对冲后其专注方向过窄，将使陆战队在其他冲突场景下无法提供支持。大国竞争虽是美国军事转型的最主要底色，但是高度不确定的地缘政治风险，低烈度反游击、反叛乱或高烈度大规模地面作战场景都依然存在理论可能。若出现战略误判，陆战队不再具备必要的作战灵活性和战略韧性。

在敌方浅纵深区域维持小型内线及侧翼作战单位，并通过“灵活部署”调动、迷惑敌军，虽然陆战队经过了不少推演认为这一方案可行，但如何在重点打击或软杀伤下维持基本的燃料和弹药补给、与其他部队（特别是海军）指挥和联络通畅，都将是巨大挑战，需要更多实验和推演来验证并修正。而能否在中短期内培养一批符合转型要求的各级指挥官梯队更是一大挑战。

美陆战队转型体现了美国将军事竞争准备重心东移的决心。但即便最激进的转型也无法一蹴而就。如果我们将未来10年作为一个观察期，战略和战术重心的取舍，作战和人物能力的风险对冲，跨军种和军种内部的兵力结构与装备体系试验，政治军事大环境中的资源协调等问题都将不断反复震荡和整理。

基于陆战队的转型，有一点或许是确定的，即美国军事竞争准备已在常规领域开始对威慑和实战化做出新的权衡。如果美军确信威慑不足以迟滞并“推回”新兴军事大国的崛起，那么其军事准备转型便会对未来的大国竞争管理和危机管控提出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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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祁昊天，系北京大学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