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是北京40万学生告别居家重新入学的日子，是《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正式施行的日子。以文明行动创造生活新常态，这一《条例》的制定与实施，意义十分重大。

持续4个多月的疫情，促使人们对文明行为和文明素质，深入思考，也推动了《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制定提速。《条例》以疫情的发生为背景，梳理首都当代文明进程的层层脉络，树立起新的文明标尺，是一部具有“基本法”性质的地方性法规。其鲜明的价值导向，与20多部已颁布的法律法规相衔接的刚性约束，使《条例》与首都每一位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成为各地城市管理一个参照。

可操作性强，是这部《条例》的重要特点。

什么是文明行为？什么是不文明的行为？什么样的不文明行为需要法律来规范和引导？此次北京《条例》的一大亮点，就是明确将文明行为界定在“公共领域的涉他行为”。这里体现的是宪法第51条的精神，就是“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如乘车、旅游、观演、上网中的种种不文明行为，都涉及在公共领域干扰他人，破坏社会和谐，破坏他人幸福感。这样一种“公共领域涉他行为”界定，明确了文明行为的边界，也提示了行为的底线。

《条例》聚焦急需解决、形成共识的内容，重点治理六类不文明行为。北京的此次立法，通过广泛听取市民意见，对不文明行为进行了总结，它们属于“与首都形象不相符合”“破坏相关法规”，“为公众厌恶”“陈规陋习”等等，分为几个大类：第一类公共卫生，列出随地吐痰便溺、排队吸烟、乱扔乱倒、乱写乱画等等。第二类公共秩序，列出高空抛物、噪音扰民、谩骂起哄等等问题。第三是交通出行，列出开车乱停靠、乱插队、乱鸣笛，乘车抢占座位，行人乱穿马路、翻越护栏等等。第四是社区生活方面，列出公共区域乱堆乱放杂物、遛狗不牵绳、乱设地锁、占用消防通道等等。第五是旅游方面，列出乱刻乱画、攀折花森、违规投喂等等。第六是网络电信方面。骚扰电话骚扰短信、泄露他人信息，发贴、跟帖侮辱、诽谤他人等等。《条例》列出的不文明行为，条条具体，件件熟悉，就在我们身边，或者就在我们身上，十分有利于人们对号入座，自警自律。

而这次疫情，也催生了更多的文明诉求，丰富了条例内容。如，不非法食用、买卖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在公共场所咳嗽、打喷嚏时遮掩口鼻；患有流行性感冒等传染性呼吸道疾病时佩戴口罩；用餐实行分餐制，使用公筷公勺；持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改善人居环境，完善公共卫生设施，等等。把新的文明行为上升到法规层面，加以规范，体现了《条例》的时代性。

《条例》是软的，也是硬的！它一方面通过倡导性、引导性条款来传达国家的价值目标、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公民的价值准则，同时，它具体梳理了种种不文明行为，与20多部相关法律法规展开衔接，使《条例》带上了刚性的约束力。《条例》使《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国家法律中与公众日常行为相关的条款更为鲜明，也使《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等地方法规的刚性规定，进一步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宣传和实施条例的过程，也是一次更大范围的普法过程。

首都的精神文明，是这座城市的精气神。这次《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制定，是首都市民对自身行为一次检视与观照，也是对首都文明进步的一次全面回顾和梳理，而条例的施行，其树立的文明标尺，推进的文明行动，也必然塑造都市生活的文明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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