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推特称，加州在今年11月大选中邮寄选票的做法可能造成选举舞弊；随后，推特公司在该推特下方标注“事实待查”，理由是 “该说法没有事实依据”。

推文遭质疑，特朗普大为不满。他批评推特“干涉2020大选”、“扼杀言论自由”，并很快签署行政令，要求限缩社交媒体根据1996年《通信规范法》第230条款所享有的“内容免责”待遇。推特并未妥协，回击称总统才在“破坏言论自由”，并继续对特朗普发送的不当推文予以标注。

推特硬怼：“推特总统”连任之路生变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兰克·布鲁尼曾描述过这样一个场景：2017年初，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待媒体记者，与布鲁尼握手时候，特朗普对这位自己的一贯批评者说：“以后可要用一些美妙的词来写我哦”。布鲁尼后来多次总结：特朗普压根不恨媒体，他只是利用媒体。

对包括社交平台、报纸、电视在内的所有媒介，特朗普的态度是一贯的：利用。美国主流舆论对于这位乖张恣意的总统缺乏好感，这让直抵平民的推特成为特朗普的优选。执政以来，推特取代了电视、报纸甚至白宫新闻发言人，成为总统对外沟通、塑造舆论的主要工具。特朗普甚至通过推特来发布核心团队成员的任免通知，前防长马蒂斯、前国安顾问博尔顿等，都是通过推特得知自己被解职。

正是因为对于“推特力”有着远超常人的真切感受，特朗普一直无比珍视自己的推特账户。去年，他曾怀疑自己被限流，自己的粉丝被推特删除。此番推文被标注后，坐拥8000万粉丝的特朗普虽然大为不满且签发了总统行政命令，但其断然不会弃推特而去，因为那意味着将战场拱手让人，故而选择了“留下战斗”。

作为应对，特朗普政府仅在两天内便拿出了行政令，但这份行政令仅具象征意义：首先，行政令仅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等机构研究措施，但从政策构想到落地执行，涉及多部门，费时费力变数多；其次，总统行政令不是国会立法，推特后期将大概率发起上诉，行政令或面临被推翻的可能。

目前，从推特坚决的标注态度看，特朗普未来的“战斗效果”很值得怀疑：总统推文下方那行时不时出现的蓝色“假冒伪劣提醒”，将终结特朗普“我口述我心”的自由，而经过标注的信息，由于其传播力和渗透力大打折扣，其对于末端粉丝的辐射范围、动员力度也必受影响。疫情当前，线下集会已受限制，一旦线上推文再遭“限流”，推特对于特朗普的助选效应必大大降低，而这必然殃及其选情。

固然，从当下一时来看，特朗普与推特的交锋恰值美国新冠疫情死亡人数突破10万这一关口，“总统战推特”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公众与媒体对于本土疫情走势的关注，于选情有利。但无论是口诛笔伐社交媒体，还是炒作所谓“中国威胁”，抑或是点评明尼苏达州黑人遭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致死案等社会热点，都只能遮抗疫不力的“一时之丑”；从一个长周期来看，特朗普操纵热点话题，往往离不开引申、割裂、煽动、归责等核心流程，而推文动辄遭到标注，将严重阻滞了这套流程的执行效率。换句话说，就算特朗普今后碰到趁手话题，恐怕也很难像旧日那般享受基本盘山呼海啸的支持与呼应，这恰是“标注”将危及其连任竞选的内生逻辑。

230条款：四面楚歌却颠扑不破

上世纪末，美欧出于保护新兴互联网产业的考虑，对在线内容审核极为宽松。1996年美国《通信规范法》第230条款和2000年欧盟的《电子商务指令》，都对平台责任进行了限缩。美国要求平台坚持“通知-删除”原则，即 “不报不理”，欧盟采取类似的“移除规则”，即平台在知道侵权内容后迅速将其移除便可豁免侵权责任。在中、印两大后发互联网经济体中，这一“避风港原则”也得到体现。

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迭代、信息的几何级增长，“不报不理”已不现实，壮大的平台也具备了自我治理并协同政府开展治理的能力，因此，全球近年来要求加强平台责任的呼声日隆。例如，在版权保护方面，2019年《欧盟单一数字市场版权指令》要求，内容分享平台需就用户上传内容获取权利人的版权授权；版权以外，随着虚假信息、仇恨言论的蔓延，德、法、英国等国均已针对平台内容立法，各国均要求平台承担“主动发现”、“及时删除”义务，否则将被处以重罚，相关责任人亦可能被追究责任。

从全球立法趋势来看，绝对的平台免责已不复存在，以言论自由来拒绝内容审核已站不住脚。即便在平台依然享有充分豁免权的美国，各公司亦均在内容安全方面投入重金，脸书、推特在美国本土建立的内容审核机制，与面对全球用户的机制并无本质差别，且一旦出事（如2017年，14岁美国女学生莫莉·拉塞尔因在Instagram上浏览有害内容后自杀），平台的品牌形象、商业价值也可能迅速打折。

正因此，在今天对涉嫌虚假信息的推文进行标注，本是再正常不过，但唯独当审核内容为政客所发布时，事情变得复杂。美国之所以迟迟未针对平台内容进行立法，其根源并不在于所谓言论自由的掣肘，而是两党对何谓“内容违法”莫衷一是。

总的来说，民主党认为极端保守主义言论当属“仇恨言论”、“虚假信息”，理当被标记甚至删除；共和党则认为，平台审核规则普遍偏袒自由主义阵营、歧视保守主义。既然两党无法就“什么违法”达成一致，便都围绕“平台豁免权”做文章，以威胁修正甚至推翻230条款为要挟，给平台“压担子”，以使平台做出有利于己方阵营的动作。此次，特朗普出台行政令的逻辑，正在于此。

两党围绕230条款的争端，根子还在于美国社会。这方面的一个典例就是堕胎议题：民主党选民普遍认为堕胎权天经地义，共和党选民却认为堕胎无异于杀生，各州有关堕胎律令也都不一。在社交媒体侧，这一线下纠葛则呈现为，推特等平台更愿意接受伸张女性合法堕胎权益的广告，而拒绝那些反对女性享有堕胎权的广告，保守派据此认为推特“审查和压制保守派声音”。

从理论上说，只有国会立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社交媒体内容合规问题，但社交媒体上话题的复杂性和现实立法的局限性之间存在冲突，若在一个相对和谐的党派关系中，双方尚可就一些关涉重大的议题先行立法以供平台执行参考，但就美国当下两党持续缠斗的现实而言，新的立法几无可能。因此，230条款虽饱受两党诟病，但两党谁也没有底气去修正或者终结，否则，特朗普政府也不至于出台总统行政令这样的“临时补丁”。而在可预见的未来，社交巨头在美国本土，依然将长时间与230条款共存。

脸书VS推特：商业利益还是公共利益？

有2016年“剑桥分析”事件作为前车之鉴，推特、脸书等社交平台面对2020大选原本已格外小心。除脸书之外，其他社交平台均已拒绝接受任何政治广告投放。推特、Youtube等平台还封禁了宣扬种族对立、散播阴谋论以及反犹主义的极右翼人士的账户，并禁止部分轻微违规账户通过广告途径营收。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此番推特与总统的骂战，将社交平台如何对待政客言论这一根本性问题彻底暴露出来。相较于推特总裁杰克·多西的“硬怼”姿态，另一社交巨头脸书的态度更耐人寻味，扎克伯格重申，“社交网络不该对政客发布的内容进行事实核查”，“私企不要做事实仲裁者”，暗示推特的标注行为越界。

扎克伯格的选择自有其理由：相较于民主党进步派沃伦等威胁要拆分脸书，实实在在推出减税政策的特朗普政府具有更高的政策确定性；市值远超推特，在全球拥有超25亿用户，因平台内容责任问题动辄得咎，脸书比推特更急于促成内容立法，特别是能够主导内容立法核心条项的设定；今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峰会上，扎克伯格提出“互联网平台受到的监管，应介乎传统媒体与通信服务商之间”，要让世界主要经济体接受这一监管标准，显然离不开美国政府的配合。

虽然杰克·多西反复解释，标注特朗普的推文只为“事实待查”、便于人们自己做判断，推特无意当仲裁者，但平心而论，标注什么、不标注什么，本身就是一次裁决。两相对比不难看出：脸书唯一看重的是全球商业利益，故而选择了彻底的“平台中立”立场，将政客言论审核的权利与义务统一打包推给国会，自己谁都不得罪、闷声发大财；而推特的做法则稍显欠缺商业考虑，或将给自身引来麻烦，比如司法部与联邦贸易委员会的轮番调查，但其也因此显得更有担当。

印证两家社交巨头不同面相的另一点在于，针对此次标注事件，杰克·多西表示“有责任，我一人担”；而就在5月中旬，脸书出资1.3亿美元筹建了一支仅有40人的“内容陪审团”，仅对“特别关键”的内容进行裁决，团队成员囊括了美欧重量级退休官员、学者、律师等，为公司架设内容安全的“政策防火墙”。

从这一角度出发，杰克·多西虽暂时没有万全的商业对策，但其针对政要的新标注政策，将有可能“归正”推特平台的内容生态，推动推特向“公共广场”这一初心回归。更为重要的是，一些着力于煽动、割裂和建构在未经事实考验基础之上的只言片语遭到标注，将有利于客观、严谨、系统的论述重新占据上风，公共舆论资源也不至于虚耗于鸡毛蒜皮之事，这对于提升真正重要的公共议题讨论效率和质量，将大有裨益。

就在总统行政令签发过后的当地时间29日，特朗普围绕明尼阿波利斯骚乱事件的某条推文再被标注。该推文中，特朗普说“（示威民众）抢劫开始之际，即为（警察）开枪之时”。若在过去，类似推文大概率顺利过关，但此次该推文被标注为“美化暴力”，而白宫推特账户转发该条推文后，也一并被标注为“美化暴力”，相关推文不得评论、点赞，这意味着其即便不被删除，传播效应也大不如前。

大V不再可以为了一己之私而火上浇油，这对于处于疫情和骚乱双重考验下的明尼阿波利斯，对于处于两党政争下的所有选民，都将是一件难得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