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26 06:47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我的照片源于与人的关系，并不是来自观察。”

贝尔纳·弗孔曾经在评价南·戈尔丁（Nan Goldin）的“私人纪实摄影”时，带着法国式的傲慢说：“这就是美国摄影，很贴近生活，但也只是这样了。”确实，南·戈尔丁的作品从来没有脱离自己与围绕自己的生活，但那些化学反应的高潮与撕心裂肺的痛苦，热忱的爱与悲剧性的逝去，足以构成一部以浪漫为基调的都市波西米亚神话。这位美国女摄影师的人生经历，从她姐姐早年间的自杀到她自己在戒毒中心的时光，都构成了解读她的影像的强有力的关键因素。

童 年，艾滋之前，艾滋之后

戈尔丁的父母Hyman和Lillian是在贫困中长大的，犹太人知识分子的身份让他们并不那么在乎金钱。大多时候，戈尔丁的父亲关心的都是哈佛——他在对于犹太人有十分有限的定额录取的时候上了这所大学。1939年9月1日，Hyman与Lillian在波士顿结婚，正巧是德国入侵波兰的那一天。

南·戈尔丁是父母的四个孩子中最小的那一个，生于1953年。她成长于马里兰州银泉（Silver Spring）的郊区，一个安静而有序的地方。这个地方被南·戈尔丁自己形容为“主要的目标并不是要透露太多，或是向你邻居精心修建的生活窥探什么”。作为一个小女孩，戈尔丁渴望着了解那些紧闭的门背后藏着什么，同时也渴望逃脱那样常规又传统的世界。

戈尔丁的姐姐名为Barbara，是一个个性鲜明的孩子。11岁时，大她七岁的Barbara在华盛顿外卧轨自杀。是什么造成了她的结局呢？生不逢时的痛苦却让戈尔丁感同身受。14岁时，戈尔丁离开了家，开始了独自的旅途。当戈尔丁也成长到成年的年纪时，她并没有像之前所担心的那样走上姐姐的道路，而是举起了相机，拍摄当时身边的几个朋友。那是她身边头一次出现吸食可卡因的人的时候，也是她头一次看到男人穿着女人的衣服显露“第三性别”的时候，而她当时的梦想则是成为一名时尚摄影师。世界上他人的生活似乎与他们完全无关——那是她和她朋友们的派对，他们的雷达中并没有另一个世界。

20世纪60至7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使南的朋友们享受着性带来的自由感和欢愉，渐渐，虽然派对已经结束，南却深陷于对于毒品的放纵之中不能自拔，在那段不见天日的日子里，她只拍下了自己卧室的天花板——那释放了她的，反而囚禁了她。80年代末，南进入了波士顿的戒毒所。在那之后，她回到纽约并重拾相机，与此同时，男同性恋之间的“癌症”——艾滋，开始出现在南与朋友们的视野里，并一一夺去他们的生命。她拍下病中的朋友们，试图以此维持他们的生命痕迹，但也是在那时，她才感受到摄影无法使一切维持原貌。艾滋病的发现成为了一条界限，它划分了生与死，划分了南喧嚣的过去与未知的未来。

男人、女人与爱

“我常常害怕男人与女人对于对方来说是不可挽回的陌生人的关系，有着无法调和的不合适，甚至像是来自两个星球。但这之中往往有一种不顾这些而成双成对的强烈需求。即使这段关系是毁灭性的，人们还是会选择抓住彼此。这是一种生化反应，它会刺激到你大脑中那只会被爱、海洛因或巧克力满足的一部分。爱可以成为一种瘾。” 在戈尔丁看来，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总是困难重重，这困难往往来自于依赖性（亲密性）与自主性的挣扎。而这样的挣扎，也恰恰是她《性依赖的叙事曲》（The Ballad of Sexual Dependency）产生的前提。

“在我们小时候，我们被设定进性别的划分之中：小男孩是小斗士，小女孩要漂亮和善良。但随着我们长大，自我意识告诉我们性别是一种选择，是一种可塑的东西。……在我十五岁的时候，对我来说完美的世界似乎是雌雄同体的世界，就像你直到和一个人上床才能知晓他/她是男是女。我从那时候才开始意识到，性别是比风格更深的东西。”在南还懵懂的年纪里，某种模糊的性别意识开始被唤醒。同时，对于性别的思考也出现在她关于亲密关系的作品之中。

南自己虽然同时和男人与女人交往过，在这段日子里，却只有一段相对正式的关系，而这关系也强烈地被嫉妒、性与毒品缠绕着。那张著名的自拍，便是她被爱人打到差点变盲后所拍。“我们对爱的瘾几乎毁掉了我们的关系。”她拍下这张照片以确保自己不会再回到那个人的怀抱。

戈尔丁那张著名的自拍

私摄影的时代

私摄影的尝试也许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存在着。例如，南·戈尔丁曾提到的对她影响很大的Larry Clark，就进行了比较早期的私摄影尝试。在Clark的《塔尔萨》（Tulsa）中，六十年代美国中部地区吸毒的青少年毫无戒备地出现在充满冲突的影像之中，真实而动人。也许是作为对于私摄影尝试的延续，也许单纯只是想记录个人生活，但如果要把南戈尔丁的私生活与她的摄影分开，无疑是任性的。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她的作品是她“让人们来读的日记”。1994年，戈尔丁与荒木经惟合作的《东京之爱》，也许正印证了两人被吸引的私摄影时代。

相对其他从私人角度拍摄某一亲密群体的摄影师，南戈尔丁更趋向于一种非正式的、内容驱动的快照美学。她的风格带着一种感官上的即时性，由混合了高饱和色彩与人造光的力量推动着。在一次1996年的采访中，她对于快照是这样说的：“人们出于爱而拍下它们，并用它们去纪念人、地点与时间。快照是关于用记录历史来创造历史的过程。我的作品也正是关于这个。”

对于她来说，那些最理想的场景都发生在那些如同私人舞台一样的室内场所：杂乱的厨房和浴室，市中心的酒吧，凌乱的床。她的目光敏锐地适应着人们与他们的周遭之间的谈判：女人们在镜子里仔细观察着她们的形象，男人们沉思着凝望车窗外，情侣们拓展着卧室里亲密的地理疆域。戈尔丁的镜头从不改变任何现实发生的事情，相机好似她手臂的延伸，她只是把那些实实在在发生的都记录了下来。对于她来说的底线，就是拍摄下事情原本的样子，甚至“移动一只啤酒瓶”也成为原罪。

比起“好的摄影”，戈尔丁更关心“完全的诚实“。拍照，是她为了活着而做的事情。如同苏珊·桑塔格而言，“几乎在每一个案例中，我们的表现方式都是我们的存在方式。面具即是脸庞。”南戈尔丁的作品，如同她于1997年在惠特尼博物馆的展览名称“I'll Be Your Mirror”一样，如同一面映射自己与他人的镜子，一本公开的视觉日记，私密同时开放。

有人问戈尔丁，现在她是否还每天拍照片。她是在拍，但她并没有完全踏入这个要用扫描仪才能完成底片打印的时代。她甚至开通了Instagram账号，分享从前的作品，或是上传两张自拍，叫自己“疯狂的老女人”。她依旧染上药瘾，再为戒掉而庆祝。“我的照片源于与人的关系，并不是来自观察。” 在她后来关于童年的作品之中，这样的特质也显露无疑。然而在这个快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与数码相机横行的氛围之下，戈尔丁会怎样继续自己的创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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