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记者刘轶琳、柏可林3月10日报道：“给病人选择治疗方案就像选择交通工具，我们去北京可以坐飞机，可以坐高铁。飞机快，高铁舒适，都可以带我们去目的地。坐船也可以去北京，但是如果坐船去，你就绕路了。”
 
朱蕾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中国医师协会急救复苏和灾难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作为上海派驻市公卫中心高级专家组成员，在连续工作一个月后，他因血压太高被“劝退”，可是放心不下病人，在自己的坚持下，3天后，他又出现在了一线指挥部。

 
来不及配高血压药，他直奔上海定点医院
 
朱蕾长期从事呼吸病和危重病的医、教、研工作，创立并逐渐完善了以呼吸生理为基础，以呼吸支持技术和综合治疗为核心的呼吸危重症诊治理论体系。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作为一名曾经冲锋在抗击“非典”一线的专家，朱蕾一直在为驰援武汉做准备。
 
2月2日，他收到了组建上海新冠肺炎救治团队的“邀请”，第二天就奔赴上海新冠肺炎救治定点医院——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2日是周日，有高血压的朱蕾无法开到高控制血压的药物，本想3日早上先去配药，但考虑到8点钟要集合，朱蕾一早便直奔公卫中心而去。
 
在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朱蕾每天的工作就是与来自上海各家医院的救治组专家一同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的精准治疗方案，他们中有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瑞金医院急诊科主任毛恩强、中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胡必杰等。由于每一名的患者情况各不相同，专家们需要根据每个病人的情况预判其发病趋势，并根据具体情况不断调整治疗方案和用药。
 
“我们早上八点半就开始会诊，在指挥部通过视频和病房内的医生进行连线，讨论病例，给出指导性意见。”朱蕾说，上午的会诊主要讨论重病人，一般持续4个小时，简单吃完工作餐，视频会议下午还要进行。如果下午时间不够，晚上就“加班加点”继续讨论。由于每天要持续10小时左右的讨论，朱蕾的嗓音哑哑的。“喉咙总是不太舒服。”

 
对待病症“见招拆招”，从未因病毒恐慌过
 
在不少人看来，新冠病毒很“狡猾”，一些病人发病急，病情严重，总是琢磨不透它的“套路”。但朱蕾不以为然。“病情走势出乎意料的并不多！我们对病情有预估。”他告诉东方网记者，“其实80%的病人是自愈的，只要让病人不紧张，吃好喝好，他自己就会好了。所以医务人员更多的作用是在病人充满恐慌的情况下，让他们吃好喝好、睡好、免疫功能好，适当的用一点药物。”
 
病人们都用些什么药物？在外行看来很神秘，朱蕾却说并不”复杂“。“病人焦虑了用一点抗焦虑的药物，他不愿吃饭了，用一点提高胃口的，当然也用一点提高免疫功能的药物，这可能对他有帮助。”他淡定地表示。不过，说到重病人，朱蕾就严肃了起来。“重病人的治疗方案就不一样了。有一部分重病人的心率上不去，从医学上来说，这是我们意料之外的。
 
“这个意外没有造成后果。一般病情发展变化和常规变化不一样，我们就会认为病人可能有问题。我们治疗了一批病人了，在预估范围之内病情‘大起大落’的情况没有出现。”朱蕾说，“这个病和普通的重症肺炎是不一样的，它有高传染性，所有的判断、评估、治疗都要考虑到防护因素。所以特殊性就在这里。”
 
“上海的重病人没有武汉多，我们对病情有预判，目前没有出现过突发的意外状况。但是说句不好听的，这个病到现在没有特效药，治疗指南也一直在调整。所以我们要反思，在治疗的各个环节如好做到关口前移，防止病情往更重的方向发展。”
 
因高血压被“劝退”，第二天就忍不住想“复工”
 
3月2日，由朱蕾、胡必杰、张文宏等专家共同执笔、被称为新冠肺炎救治“上海方案”的《上海市2019冠状病毒病综合救治专家共识》正式发布。但这一天，朱蕾却因为连日睡不好觉，血压常常上200而被“劝退”。离开医院的那一刻，他摇下车窗，依依不舍地看了病房大楼一眼。“真不想走，但身体实在吃不消。”朱蕾说，“那时候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嗓子疼。”

一个月来，一批批新冠肺炎病人从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出院，现在医院里只有20多名病人了，但朱蕾显然还是放心不下。刚在家休息了一天，他就要求“复工”。“还有几个重病人，想去看看。”朱蕾说。考虑到身体原因，朱蕾的请求被拒绝了，但在他的坚持下，仅在两天后，他又重返岗位，再次启动7*24小时工作模式。
 
17年前，他冲锋在抗击“非典”一线，如今17年过去了，他依旧冲在第一线。“我们不上，谁还能上？”
 
但朱蕾心中也有个“遗憾”。“我们呼吸重症医学的人才太少了，培养一个高水平呼吸重症专业医生需要5-10年的时间，而且必须耐得住寂寞，这很不容易，但我们必须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