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新冠肺炎)从“伤寒玛丽”到“晋江毒王”：恶“魔”还是病“人”？

中新社北京2月18日电 题：从“伤寒玛丽”到“晋江毒王”：恶“魔”还是病“人”？

作者 黄钰钦

1月22日，一场规模超300桌的宗族宴会在福建省晋江市热闹举行。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场宴今后将会与“晋江毒王”的称号关联在一起。2月1日，参加宴会的张某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最终导致3000余人被隔离观察、8人确诊感染。

“故意隐瞒武汉返程信息”“在每一桌划拳时喷口水”“亲人受其病毒感染致死”……有关张某的指责在网上流传，张某本人和家人照片相继被曝光。张某被人们视为“恶魔”，称为“晋江毒王”。

这源自公众对病毒“超级传播者”的恐惧。在流行病学中，这种造成大量感染的“毒王”被称为“超级传播者”。有流行病学专家分析发现，“超级传播者”存在“80/20法则”，即80%的疫情传播正是由20%的感染者导致。因此，如何在传染病防控中寻找“超级传播者”成为一项关键任务。

不幸的是，“超级传播者”往往与“污名”挂钩，甚至在一次次描述中被不断“妖魔化”。

历史上最著名的“超级传播者”或许是被称作“伤寒玛丽”的玛丽·梅伦(Mary Malon)。1915年美国卫生官员认为，身为厨师的玛丽与其所供职的七个家庭感染伤寒病毒有关，并最终在孤岛上被隔离23年。

实际上，玛丽并非传染人数最多的“超级传播者”。她离群索居的生活习惯，底层移民的身份，暴躁的性格等因素交织在一起，混合着时下社会对瘟疫的恐惧，最终酿成“伤寒玛丽”的都市传说。

当她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时，其厨师身份常常被描绘为在平底锅里煎头盖骨的邪恶形象，甚至“伤寒玛丽”成为和“开膛手杰克”并驾齐驱的神秘人物，变成“疾病工厂”代名词。

传说中的艾滋病“0号病人”盖尔坦·杜加(Gaëtan Dugas)更是如此。1984年3月，美国疾控中心在追踪加利福尼亚州艾滋病病例时，误将杜加代号“患者O”中的字母“O”理解为数字“0”。因此，杜加成为术语“0号患者”的起源。

在媒体和舆论的渲染中，杜加被描绘为一名滥交、故意散播病毒的反社会者，是将艾滋病带入美国的第一人。相关书籍、电影、纪录片风行使其蒙受了数十年的污名，被妖魔化为“艾滋哥伦布”。2016年，科学家建立了更清晰的艾滋病传染路线，证实了早在1971年左右艾滋病毒就已经进入美国，杜加只不过是早期数千例感染者之一。

如今，当人们重新审视“晋江毒王”时，发现其也陷入“罗生门”之中。2月4日，晋江市公安局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张某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指出“当地镇政府和卫健部门对其提出居家隔离、不得外出的明确要求，但张某仍私自外出和走亲访友、参与聚会，造成不良后果”。

2月7日，张某的妻子与父亲接受媒体采访辩称，自己从未隐瞒武汉返程信息，更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回到晋江后“没有听到广播或是看到有人在宣传防控信息”。媒体在采访中引用相关村民作为交叉信源证实了这一说法，另据公开报道，在1月22日宗族宴会之后一天，晋江市才发布通知取消一切聚集性活动。

此外，网上所传的一段男子与人划拳、喝酒的视频也并非张某本人，一名村民证实当时“桌上只有两瓶饮料，没有人划拳喝酒”。至于“亲人受其病毒感染致死”的指责，晋江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称，张某奶奶于1月31日去世，“身体一直不好，离世原因与新冠肺炎疫情无关”。

其实，在人们受困于“罗生门”的迷惑时，法律已经为其划清界限。

2月10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文件，指出故意传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原体，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的两种情况：

——已经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人、病原携带者，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疑似病人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

因此，所谓“晋江毒王”究竟是故意传播病毒的“恶魔”，还是众多在无意中遭受感染的“病人”，一切需由法律裁定，而非舆论审判。

当社会一次次为超级传播者贴上“毒王”标签，当法律之槌尚未落下，“带病回乡不孝儿郎，传染爹娘丧尽天良”的标语已挂上，人们需要回想起“伤寒玛丽”和“0号病人”，他们都在诉说：恶魔自有法律严惩，病人则需社会关怀。(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