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书能改变人的一生。

曾经获得“上海十大藏书优胜奖获得者”的邱根发先生对此深有体会。邱根发先生退休前曾是丁香花园宾馆总经理兼党总支书记。因为爱读书，恢复高考后他圆了大学梦，因为爱读书，他在长期接待重要客人的工作中与不少老领导交上了朋友，也因为爱读书，退休后的他，每一天都过得快乐而充实。

△邱根发先生 (摄影/陈思众)

1981年7月至1982年7月，邱根发毕业后被分配到西郊宾馆搞接待服务工作。“怪屋”是西郊宾馆里一幢专供住客小憩的独立别墅的别称。最近，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日记，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写了一组“以书为媒”的文章，回忆他在接待一批老辈革命家过程中，收获有关学习知识与为人处世方面的小故事。

这些领导干部工作岗位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但邱先生认为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特别爱读书、爱学习，并敬重知识分子。

东方网·纵相新闻取得邱根发先生独家授权，刊登这些文章。今天是第三篇。

特约作者 邱根发

1982年4月25日，李井泉来西郊宾馆“怪屋”小憩。这一天虽然下着雨，但由于西郊刚对外开放，因此每天会有不少人来此参观，那天也不例外。

△上海西郊宾馆“怪屋”（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大约在上午9：30以后，一位老人在随行的搀扶下走进“怪屋”，我们赶紧上前扶着他坐上椅子。这位看上去有80多岁的老人，就是原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他穿着一双布鞋，上身披着一件军大衣，看上去显得比实际年龄更苍老。

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四川为全国各地输送粮食147亿斤，他为中央背黑锅，只字不提四川调粮是中央的决定。在《四川省志》中都有这样的记载：“沈阳、武汉、南京、济南、成都五大军区出动车辆协助四川运粮。”为此，四川人民付出了生离死别的沉痛代价。李井泉也因此成了“搞极左、饿死人”的罪魁祸首。正是这次调粮出川的事件，加上文革期间他的第一任太太肖里含冤去世，诸多不顺使李井泉身心受到极度摧残，脸上也早早出现了老年斑，脸色有点灰暗。

△1978年5月，李井泉（左）离开宜昌时与送行的陈丕显握手（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他的话不多，只是偶尔说两句，似乎显得很吃力。他问了问“怪屋”是什么时候建造的，是否有对其历史由来的书籍文字介绍，还询问了室内花园里花草的名字。走到1号楼前，他还主动要去毛主席曾经住过的房子看看。

李井泉的烟瘾很大，香烟几乎是一根接着一根，有时烟灭了，呛了起来，还不停地咳嗽、吐痰，我真担心他的身体，丝毫不敢懈怠。

正在此时，有几个军人走进“怪屋”想参观，当他们知道李井泉在这里后，马上涌了进来，齐唰唰地向他敬了个军礼，并整齐地叫了一声“首长”，原来，这些都是李井泉在南京军区工作时的部下。

这时外面的雨小了，随行人员催他去1号楼（毛主席曾经住的地方）看看，他说不急不急，等雨停了再走。

在闲聊“怪屋”的经营状态时，随行人员告诉李井泉讲，“怪屋”现在对外开放了，有时候外宾住一个晚上就要收几千元，一桌宴会一个人的标准就是80-100元人民币，吃一顿饭就要上千元，他听了很高兴，说这可以为国家赚外汇了，要知道在当时一个普通上海人一个月的收入只有五六十元。

雨渐渐停了下来，他原打算起身离开，但又回头把烟灰缸中半截未抽完的烟，继续点燃抽了起来。吐着烟圈，他顺便又问起了我们是否看过由毛主席题词的《星火燎原》，他说通过这套四集的书能更好地了解中国革命。

我回答说，印象较深的有选编于第四册中徐海东的《奠基礼》、习仲勋的《红日照陕甘》以及童小鹏的《西安事变 力挽狂澜》。他赞许地表示，多阅读这类革命传统教育书，对年轻人的世界观形成很有帮助。他说当然也不能局限于看革命历史书籍，阅读范围还应该再扩大。

李井泉从小便受到父亲严格的管教，经常被关在房里读四书五经。据说，全家又省吃俭用供他念书。后来他就读于江西省第三师范学校，在校期间课余时间还是《新青年》、《向导》、《每周评论》等进步杂志的热心读者。

他的各门功课都很好，他写的许多文章都刊登在报纸上，有些后来还被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当众宣读。在1930年参加革命期间，毛主席接见了他，并称赞他年轻有文化。

面对有文化的老革命，我们这些年轻人自感惭愧。

他们当天离开“怪屋”去参观的时间就已临近饭点，我们就为他们一行人准备好了便饭，想等李井泉他们一号楼参观完毕回来后用。谁知过了一会儿，说李井泉一行不来吃饭了，随行人员说李老外出参观访问尽量不麻烦别人，尤其是吃饭，并谢谢我们，说已经很麻烦我们了，吃饭他们就回去自己解决吧！

我当时真不明白我们准备好了，为什么他们不来吃呢？现在我懂了，粮食在他眼中是多么珍贵啊！

李井泉很少向家人谈及自己的革命生涯。我是通过他儿子申再望写父亲的回忆文章《青山无言——回忆父亲李井泉》才略知一二：在长征中，他先后在第一、第四、第二方面军任职，两过草地，历尽艰险，是我军少有的参加过长征的三个方面军的红军高级将领。儿子曾多次问他长征经历，他都不肯说。只有一次吃晚饭时，他突然谈到过草地吃牛皮的往事，说牛皮很难煮烂，硬邦邦的，咬不动，咽下去后肚子疼。

2007年12月，申再望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原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 Vogel）有过长达一整天的谈话，对于四川调粮问题，傅高义说：每个国家都有过困难的时候，我能理解四川调粮的紧迫性。

李井泉同志经历了长征、三年自然灾害无粮的痛苦，所以他不麻烦我们，不愿我们招待他吃饭。对粮食，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粮食是他的命根子啊！

他历经磨难，居功不傲，依旧保留本色，爱惜粮食，为国分忧。短短的一次交谈，我深深感到李井泉身上最重视的方面，一是年轻人要读书，二是要珍惜粮食。古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中华民族精神，也是我们当代领导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