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唱支山歌给党听》自1963年诞生以来，无数次回响在华夏大地上。今天（1日上午），这支歌再次在天安门广场上飘扬。已故作曲家朱践耳的夫人舒群与指挥家陈燮阳聆听着熟悉的旋律，激动讲述起这首歌背后的故事，以及朱践耳一心向党的人生历程。

朱践耳生前观看上海交响乐团演奏自己作品的音乐会，在观众席中冲台上竖起大拇指（上海交响乐团/供图）

迄今为止，《唱支山歌给党听》在中华大地上被几代歌唱家演唱了58年，依旧深受国人喜欢。在舒群看来，“大概因为这首歌音乐比较顺畅，歌词也比较好。”著名指挥家陈燮阳曾率上海交响乐团演奏过多部朱践耳的交响乐作品，也是朱践耳的好朋友。他回忆说，“听到这首时，我还是学生，感觉非常通顺和深情。”

《唱支山歌给党听》先有词，后有曲。1958年，姚筱舟创作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创作时，原本第二段写的是“旧社会三座大山压我身”，但姚筱舟始终觉得味道还不够，他在桌子上拿起一本小人书，看到上面有位地主正拿着鞭子抽打长工，于是他瞬间来了灵感，把这句改成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后来，雷锋看到了这首诗，便把它抄写在自己的日记中，并将原作中“母亲只能生我身”改为了“母亲只生我的身”。在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这首歌传唱开来后，很多人以为它由雷锋所作，其实不然。

但作曲家朱践耳确实是在《雷锋日记》中读到了这首诗。那是雷锋因公殉职后，时任上海音乐学院教师的朱践耳在学习雷锋的活动中读到的。当时他十分激动，据舒群回忆，他用了一个晚上就把这首歌写出来了，一气呵成。“我们在一个房间里，我都已经睡觉了，他还在创作。”舒群说：“第二天一早我醒来，他就已经写好了，发给任桂珍来演唱。”在舒群印象里，朱践耳无论是创作歌曲，还是后来创作大部头的交响乐作品，只要酝酿成熟，就没有写得慢的，“他写东西，如果没把握就绝不会写，如果心里掌握了，写得就很快。”

任桂珍是我国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上海歌剧院歌唱家，“谱子交给了任桂珍，她一句话没多说，很快就录了音。”舒群说，1963年，这首歌被任桂珍首唱之后，马上就受到欢迎，“整个上海一两天就唱开了。”后来，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听到了这首歌，回想起自己经历的苦难和翻身的幸福，大受触动。她找到自己的老师王品素，要求演唱这首歌，王品素被她的诚恳打动，但坦率地告诉她，让她加强汉语普通话的学习。于是，才旦卓玛一字一句地学习歌词，正是在1963年上海之春音乐节上，她演唱了这首歌曲。1964年，她又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从此在全国范围内流传。

对于舒群的久远回忆，陈燮阳表示，他也听说了朱践耳写作后很快就找任桂珍录音的故事，他更强调道：“我估计他当时看到这首诗肯定很感动，充满激情地写好了这首歌。”

而在舒群看来，朱践耳饱含激情的创作源于他对党、对新中国的热爱。朱践耳出生于1922年，亲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史时期，用舒群的话说，“他一辈子跟党走。”朱践耳原名朱荣实，因为从小喜爱聂耳创作的充满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的歌曲，于是更名为“践耳”，他生前曾说：“我改名‘践耳’，就是一心想走他没走完的路。”朱践耳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从事音乐创作，花甲之年后还创作了10部交响乐作品。他一生的作品中，有大量记录党的革命历程的作品，其中交响合唱《英雄的诗篇》就是代表作。

《英雄的诗篇》是以《长征》等毛泽东诗词为题材创作的交响合唱作品，表现的是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的英雄形象。这是朱践耳于1959年至1960年间，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留学时的毕业作品，曾为苏联国家电台收购。1962年在上海之春音乐节演出时，同样引起轰动。近年，陈燮阳也曾指挥中国交响乐团演奏这部作品。

舒群说，《英雄的诗篇》也是朱践耳特别重视的作品，“他特别看中这种既有技巧性，又有艺术性的大合唱作品，交响乐的形式有分量，能表现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拿出去又可以代表中国。”而陈燮阳认为，无论是《英雄的诗篇》还是《唱支山歌给党听》都蕴含着朱践耳的“中国魂魄”，其中都有他对大地、对人民、对党的一往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