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甬军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2020年春天以来，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并带来国际资本市场巨大的动荡。这既是对世界防疫体系和金融体系的重大挑战，更是对全球化体系的一个大考。一些学者认为，这次疫情将终结全球化，迫使各国重新审视全球产业链风险，实体产业回归本土。我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传播和最终治理的结果将会终结原来的全球化时代，并会以强大的力量推动国际社会进入一个新型的全球化进程。

这轮全球化从三十年前冷战结束发端，以发挥各国比较优势为出发点，以资金、商品、人员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为特征，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高效的产业体系和链条，大大推动了全球的经济发展，但也存在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各种地缘政治和全球热点问题屡屡发生的缺陷。国际社会虽已设立了一些协调机制，如G20等，但对于这次新冠病毒的全球传播却反应迟钝，基本上是束手无策。所以通过这次病毒的全球传播和最终治理，国际社会将进一步加强协调，推动形成更高层次的对新型全球化的共同认识。这种新型全球化并不是再退回到过去各个国家各自为政的状况，而是要设计和建立一种既重视经济发展，又注重社会治理，既有平时协商制度，更有危机时刻紧急协调和执行机制的治理体系，注意禀赋充分利用和贫富差距遏制内在平衡机制的全球化体系。

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六年前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四年前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对这个新型全球化的一个基本的设计构思。这次疫情传播和资本市场动荡，将全球利益共同体的特征反映得淋漓尽致，它会倒逼人类责任共同体的设计和运行。而这两者的结合和联动，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体现。因此，在旧的全球化经过如此一“疫”逐渐消失之际，又会催生新的全球化的诞生和发展。而这次疫情的全球蔓延和治理客观上又充当了新旧全球化转化的＂催化剂＂。它的基本方向就是加快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本途径就是继续发挥“一带一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性作用。

六年来，“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平台。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就是实现这个过程的具体路径。这实际上反映“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者之间的联系：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高质量发展引领新型全球化，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从疫情的全球蔓延和治理这个新的角度来认识“一带一路”的意义与作用。这可用供求结合的模型来说明。在疫情的防控和治理方面，中国的现有的供给要素有两个：第一个是防疫产品和产能。中国是世界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并在防疫阻击战取得了重大进展，因此中国现在有充足的抗疫产品产能，抗疫产品的生产能力充足。第二，中国具有抗疫的丰富经验和比较先进的技术，在全世界领先一步。现在世界各个国家还处在中国抗疫初期的水平，对新冠病毒防护和治疗的经验和技术还比较缺乏。所以现在可创造一个抗击新冠病毒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模式，以进一步丰富“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容。当然世界各个国家也正在创造阻击新冠病毒的各种模式和经验，特别在病理的科学研究方面有许多重要的突破。可以为中国的抗击新冠病毒提供帮助和指导。中国当然欢迎这些好东西。中国也可与这些国家合作开展科学研究，在合作中学习和提高。最后获得的利益可以为全人类的发展服务。

“一带一路”的这个新的国际合作模式还将推动全球治理结构的改革。在这次疫情中，过去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弱点暴露无遗。通过全球“一带一路”国际抗疫合作新模式的实施，如全球先后有上百个项目进行合作建设与交流，就会逐步改变由生产力决定的经济基础。而在经济基础调整之后，全球治理结构这个上层建筑必然要随之改变，从而为新型全球化的发展提供新的治理机制。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是由实质性的行动来支撑的。今年新出现的全球疫情治理需要“一带一路”新的合作模式。它的内在性质和发展机制又决定了它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所以，推动发展新型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需要新行动。开展“一带一路”全球疫情治理合作，惟此时为然。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研究项目《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19VDL004）前期研究成果节选。）